奥巴马为“钱”所困

    奥巴马虽赢得了总统，但共和党人还是控制着众议院，这种格局几乎是美国政治的常态，也是美国选民的智慧所在。无论白宫还是国会山都不可靠，只有两者互相“顶牛”的时候，纳税人的钱包才是安全的。

    奥巴马以332张选举人票赢得连任，延续了克林顿以来美国总统连任的纪录。然而，胜选之后的奥巴马并不轻松，美国的“财政悬崖”成为他最为头疼的问题。“钱”的问题不解决，内外政策就会受限制。白宫、国会山、投资者以及民众之间，就“钱”的问题将会展开复杂的博弈，这也是美国政治的魅力之处。

    如果两党在增税和减支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小布什时代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将到期，而事先规定的减支计划也将自动生效。2013年1月1日，美国或跌入“财政悬崖”，从而打击市场信心，牵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

    美国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威胁，如果政府不能解决“财政悬崖”问题，将会降低美国国债信誉评级，而2011年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引发标普降级，让美国国债信誉评级历史性地失去了AAA评级。美国国债上限已经达到16万亿美元，两党在财税问题上龃龉不断，债务规模可能很快会“触顶”。

    “财政悬崖”看似是“钱”的问题，实际并非如此。中国有句俗语，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是从个人来讲的，对一个国家而言，钱是最重要的事情。国家的钱叫“财政”，私人需要“赚钱”，而国家基本是“收钱”，通过什么渠道收钱，收多少钱，关系到国家的性质问题。

    国家的类型有多种，有的按照意识形态划分，有的按照执政方式划分。从赋税国家论而言，一个国家的秘密都在账本里面，国家的钱让谁花了，国家就是为谁服务。无论美国还是北欧国家，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用在国民的福利之上。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将钱花在国民福利上呢？因为他们的收入基本来自纳税人的税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会让纳税人有缴税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纳税人意识也迫使政府必须将钱用在民生问题上。所谓纳税人意识，除了国家的认同感之外，更多的是税负带来的痛感，以及一种成本意识。追根溯源，税，不过是公民花钱向政府购买服务而已，既然是一种购买，那双方就需要讨价还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两党在税收、财政问题上争吵不休的根源，财政问题甚至压倒了外交战略问题。

    正因为美国的财政收入几乎来自税收，所以，税收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的好坏，也关系到政客的输赢。那些在税收问题上不得人心的政客，在大选之日必定会被纳税人用选票拉下台。所以，大选期间，奥巴马和罗姆尼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如果美国能够在税收之外有别的收入的话，或许总统就不用为钱发愁了。比如沙特等产油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石油美元，政府富得流油，通过派发福利来赢得社会稳定，“花钱买稳定”。在这种逻辑下，公民纳税额很少，或者反过来依附于政府，从而形成一种“财政幻觉”，即政府养人民，而不是人民养政府。由此可见，财政收入的来源直接关系到政府行为，中东产油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实质的君主制，根源还在于它们在财政上是“租金国家”，在历史上，这种类型的国家大多是集权制。

    美国政治设计中，众议院掌管“钱袋子”，众议院有专门的预算委员会审查白宫的预算计划，如果众议院不批准预算计划，白宫只能为“无米之炊”。众议院是民意代表机构，所以有权利监督纳税人的钱怎么被花掉。众议院议长博纳更像“大管家”，只不过预算问题没有外交、军事那么吸引人眼球。奥巴马胜选之后就对博纳隔空喊话，希望与博纳、佩洛西等众议院领袖就财政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避免美国跌入“财政悬崖”。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在“钱”的问题上，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奥巴马虽赢得了总统，但共和党人还是控制着众议院，这种格局几乎是美国政治的常态，也是美国选民的智慧所在。无论白宫还是国会山都不可靠，只有两者互相“顶牛”的时候，纳税人的钱包才是安全的。除了缴纳的税额之外，通货膨胀是无形的小偷，共和党强调保守的财政纪律，遏制政府花钱的冲动，给市场和公民个体更多的自由支配的空间，所以需要减税。即便在阿富汗、伊拉克进行昂贵的战争时，也在减税。当然，相比于其它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美国的税负水平很低，这也许拜两党在“钱”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所赐。

    “财政悬崖”之所以引发市场的关注，根本在于政府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宏观经济的周期是长期性的，但是政治的周期是短期性的，政府的财政决策可能会改变市场的预期，进而引发经济波动。

    “钱”，成为连接白宫、国会山、市场的“暗线”，也是美国政治经济的风险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