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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对比美苏的成败，中国的“和平崛起”的确到了一个选择“消极”还是“积极”的关节点。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利益攸关者意味中国需要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履行国际责任的前提，是中国需要向世界提供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的图景，以及实现的途径或手段。
近日，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巴里·布赞教授在吉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的学术报告。相比两年前，布赞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的看法更加不确定，甚至更悲观了。他认为，目前中国在消极的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滑行，在积极的和平崛起方面却罕有作为。
“和平崛起”的概念被提出以来，一直是媒体热议的焦点。即便官方已经不再使用“崛起”这样具有刺激性的字眼了，中国崛起的问题依然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美国总统第三轮辩论中的压轴大戏就是“中国崛起”的问题，关注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未来的挑战。大国崛起几乎是国际关系史中的主旋律，保罗·肯尼迪的那本《大国的兴衰》更是长销不衰，一版再版。
纵观国际关系史，和平崛起者屈指可数，唯一勉强算是和平的可能只有美国一家了。然而，这却是以两次欧洲内战为代价的，两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在此后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国建立了一种基于共识上的国际社会，而以苏联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则基于强制之上，美苏对峙的本质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之间的较量。
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既是美国宪政秩序在国际事务中的投射，也是美国与“强者”为伍的结盟政策的结果。美国虽然是世界头号强国，但它还是喜欢与富强的国家结成同盟，与昔日的世界霸主一起建立新的秩序，而不是将英国、法国等打入冷宫。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欧洲、中东以及日本是美国掌控欧亚大陆的基点，尤其是西欧与日本虽然已经一片瓦砾，但是其经济与技术的潜力不可估量。这两个地区在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崛起，证明了美国人的战略眼光。
相较之下，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战略格局似乎过于局促，地缘战略环境在2010年之后迅速逆转，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摩擦与不愉快。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确是比较消极的应对，“维稳”与“救火”似乎成为近两年中国外交的标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从积极有为到消极应对符合中国外交政策的逻辑。近两年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逆转与美国回归亚太息息相关，以往存在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从而给外界带来“消极”的印象。
对比美苏的成败，中国的“和平崛起”的确到了一个选择“消极”还是“积极”的关节点。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利益攸关者意味中国需要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履行国际责任的前提，是中国需要向世界提供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的图景，以及实现的途径或手段。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逆转与亚洲安全机制的缺失息息相关。当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欧盟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而亚洲恰恰缺少一种类似于欧盟的“和平机制”，更不用说北约这样的军事同盟体制了。
从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而言，日本可能是决定中国走向“积极”和平崛起的关键性角色。中日关系遇冷似乎又揭开了冷战期间的界线，没有日本的参与，东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便少了一根支柱。日本在中美之间的漂流成为东亚安全不确定性的因素。钓鱼岛之争已经远远超出了领土争端，而具有了战略的意涵。
东亚地区的国际制度重叠而低效，东盟的范围过于狭小，东亚峰会渐趋泛化，APEC只是一个论坛。国际制度的空隙为美国介入东亚提供了机会，因此，积极有为的和平崛起应该有以中国为主导的基于共识之上的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建立。这也是中国突破美国围堵的根本之策，也是突破既有大国崛起铁血定律的捷径。
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地缘政治板块的移动，而在全球化时代，贸易、投资、货币等“低级政治”为大国博弈提供了新的领地。当中国地缘安全麻烦不断的时候，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断推进，以致《金融时报》大呼，“东亚成为人民币区”，不少东亚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相关性超过了美元，而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随着美国QE3的到来，人民币又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在10月25日和26日，人民币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及1%的波动上限。这是自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区间以来，首度触及交易区间上限。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央行并没有入市干预，而是坚持市场化的轨道。人民币升值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基于市场供需关系之上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支撑。
与地缘政治的悲观镜像相比，经济领域的和平崛起需要积极有为，也会促动地缘政治关系的缓和。当然，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实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地缘政治与货币政治紧紧缠绕在一起，二者相互规定了彼此的限度。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需要地缘政治的支撑，也需要货币政治的支持。仅仅将眼光聚焦于地缘政治上，难免会悲观，货币政治提供了希望的曙光，也让“和平崛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