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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战火中，叙利亚的工厂被摧毁；国际上对叙利亚的制裁，又阻碍了企业主的财路，让经济雪上加霜。
曾经是阿萨德政权有力支柱的商业精英们，如今处境十分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逃离这个国家，或继续在这儿苦苦挣扎。
“富二代去了贝鲁特，穷二代只能进棺材”
大约从7月份开始，逃亡到黎巴嫩的叙利亚人，就已不再都是人们通常印象中蓬头垢面、背着一大包衣服踉踉跄跄的难民形象。
他们有的开着越野车，带着佣人，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只用一个小时，这些人都是叙利亚的富人，曾经的商业精英。由于害怕被认出来，遭到袭击，他们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名字，一位年轻男子坐在一辆有政府特殊牌照的保时捷上，摇下车窗，声称他并非逃亡，只是前往贝鲁特放松一番。
3个月前，拉尼亚和丈夫穆罕默德带着4个孩子从霍姆斯逃到了大马士革，因为邻居的房子被炮弹炸了个粉碎。但没过多久，新邻居又被炸了，他们只好继续逃到黎巴嫩东边的比喀谷。孩子们已经有一年多没去学校上课了，“我们惟一的念头就是回家，继续之前的生活。”
一位40岁上下拖家带口逃往黎巴嫩的女人则告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带着全家人去美国，她的儿子就在那里，或者情况糟一点儿，能去埃及、沙特也行。
她来自大马士革一个典型的叙利亚中产阶级家庭，在轰炸最严重的几天里，全家人都只能躲在地下室里，附近的爆炸声让他们数夜未眠，直到最终找到机会顺利离开。即使在逃亡过程中，她仍然衣着优雅，披着白色头巾，指甲修剪整齐，对于原本富裕的家族陷入窘境，她还不太能接受这样的落差，觉得有些讽刺——“我们竟然也沦为难民！”
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叙利亚人正坐着昂贵的轿车或出租车逃离这个国家。“人们非常害怕，他们都离开了，在我们楼没有人不走，”和两个姐妹一起被母亲塞进白色轿车后座的莎拉说，“现在的关头，所有有门路逃走的人都逃走了。”
这股富人的逃亡潮，在普通人中引发了不满和牢骚，“富二代去了贝鲁特，穷二代只能进棺材。”一位叙利亚人在“脸谱”上这样写道。
3个月前，当大马士革经历最激烈的冲突时，一个塑料工厂的老板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到了伦敦，他自己则留在祖国。但当局势越来越坏，他最终也选择来到伦敦。
与其余13位合伙人共同拥有一家医院的一位内科医生也只身逃到了伦敦，他的妻子和孩子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他大部分的朋友都出国了，只剩7个生意伙伴还留在国内。
“但没有人是快乐的。我在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无家可归，没有医院，也没有钱。”
“西方制裁没伤害到政府，遭罪的只是人民”
对叙利亚商人来说，逃亡几乎就意味着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他们无法动用自己在国内的账户，也没有资金来盘活生意。但那些留在国内继续经营的人，面对的是同样惨淡的境况。
叙利亚的这些商业精英们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抱怨说，他们已经成了“夹心层”，在血腥内战的波及和西方制裁的掣肘下，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甚至随时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一位年轻的商人在大马士革郊区拥有一家家庭工厂，上个月17日，军用飞机在打击附近建筑物里的反对派时，他的工厂也遭到了重创，窗户被炸毁，部分天花板被震落，几百名员工不得不躲到地下室，直到战事有所缓解后才被送到安全地带。
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反对派和政府半斤八两，“二者都是一样糟糕”，就因为反对派呆在他的工厂对面，他就差点丧命。
内战使得道路被切断，货物难以运输，仓库被迫关闭，由于员工夜间出行过于危险，24小时运作的工厂大幅削减工作小时至8个小时。许多工厂已经关闭或减少生产，阿勒颇的一家制药公司则在最近的战斗中被烧毁。
虽然内战意味着很多人受伤，但医院的生意依然不好做，因为病人没有钱来支付外科手术的费用，何况旅途上的危险也让外地人无法到达首都。由于药物短缺、物流不畅，连国产药物都很难找到，更别提进口高端仪器和设备了。
如果说19个月的内战对这些生意人来说，就像是反复击来的重拳，尽管损失惨重却尚能苟延残喘，那么来自西方的一系列复杂的制裁措施，就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根绞索，切断一切退路，慢慢收紧，最终扼杀他们。
在去年3月反对派发起冲突之前，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就开始对叙利亚实行经济制裁。
最具破坏性的是欧盟暂停进口叙利亚原油，这已经让这个国家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欧盟还禁止其成员国向叙利亚出口武器、军民两用设备和汽车、珠宝等奢侈品，并冻结了叙利亚中央银行、50多家叙利亚实体机构和150多个个人在欧盟的资产。
美国也禁止进口叙利亚原油，禁止美国公民投资或出口任何物资、服务至叙利亚。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叙利亚，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限制。
对叙利亚商人影响最大的是，欧盟禁止其成员国的银行通过建立新的合资公司或代理银行，与叙利亚银行发生关系。即使是有着严格条件限制的“合法交易”，也很难进行下去，因为怕惹麻烦的银行为免触犯各种制裁，干脆不跟叙利亚进行商业往来。
因为“大多数银行不想接手叙利亚的业务”，那位逃亡伦敦的塑料厂主的公司现金流紧张，欧洲银行禁止转账，一位意大利的客户没法付款给他。
工厂被毁的那位年轻商人也说，一家一家欧洲银行都拒绝支持他从中国购买零部件，他只能从自己在黎巴嫩和土耳其的账户中取现金。许多人都不得不依靠有外国护照的亲戚来开设海外账户，才能做成生意，想通过银行把国内的资产转移出去，尤其是换成美元，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们不得不把钱兑换成欧元或者美元，装在塑料袋里，从边境走私出去，”他补充道，“这都是被迫的，没有任何制裁伤害到政府，遭罪的只是人民。”
75里拉才能换1美元
在过去的十年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通过推行自由市场经济，让这个长期以来封闭的国家有了外商、连锁企业，有了更高层次的消费品，也有了这群拥有国家大多数财富的商业精英。在内战中，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站在阿萨德这一边。
但如今，阿萨德或许还没有失去商界精英的支持，但很多商界人士已失去信心。他们逃往国外，希望能够安然度过动荡，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连续19个月、至今尚未结束的内战，和越来越糟的现状。
由于冲突，叙利亚的经济已经受到了严重损害。政府经济损失达340亿美元——几乎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而反对党的损失是其3倍。通货膨胀率已升至至少36%，汇率下降了大约50%，燃料短缺如此广泛，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使用硬通货来进口柴油和石油。去黑市上，75里拉的天价才能买到美元的一块钱。
商业精英们的逃离招来了阿萨德的不满，但商人们同样也在担心阿萨德的政权一旦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
据美联社的采访，一些商人在危机之后，对阿萨德的怨恨开始增长——尽管并非投向叛乱，而是畏缩不前，不明确表态，只是试图挽救自己的公司。
“从听到总统阁下的一次演讲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个笨蛋，如果这就是他的思考方式，事情会变得更糟。”流亡在伦敦的那位医生这样明确表达了对阿萨德的不满。他指的是去年抗议示威发生后，阿萨德在议会发表的演讲——对持异议者采取强硬措施。
更糟糕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其中之一就是如果企业破产，失业潮将会给这个危险的国家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那家17日被毁的工厂主说，在他的企业里，已经有12名员工辞职，转而去当了沙比哈——政府军外围一个民兵组织的成员。他给员工开200美元的工资，但政府每个月至少给沙比哈300美元。
他知道，如果他停止支付工资，400名员工都会选择投向政府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