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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是以契约为基石的，正是契约精神推动了跨时空的交易活动，最终将人类编织于一张无形的商业大网之中。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是这种契约精神复苏的结果，当中国公司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时，更要以契约、诚信的商业伦理来约束自己。
10月18日，电影《万箭穿心》制片人董文洁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出20日开始举办的第25届东京电影节，理由是日本政府在钓鱼岛的强硬立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过，该片的艺术顾问谢飞导演在个人微博上声明，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这是一次“文化砸车”行为。
其实，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这一举动要比一次“砸车”影响更为恶劣。
电影《万箭穿心》是唯一一部入选本届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东京电影节的主办方曾通知：自10月6日开始售票，该片票房非常不错。《万箭穿心》本可以成为华语电影亮相东京的标志性影片，也是展示华语电影艺术水准的机会。然而，10月18日，制片人以一纸退赛说明结束了该片的东京之旅。东京电影节主办方称，在19日下午也没有收到退赛通知，而制片人辩称，在发布退赛说明前曾给东京主办方发过三封邮件。
就整个事态而言，制片人着实放了一次“大鸽子”，让东京电影节主办方措手不及，毕竟不少电影票已售出，而主办方决定在22日和24日放映该片。如果以理性的角度审视这一事件，可以说，以“爱国”的名义撕毁商业合同，其实与爱国无涉，只会挑战商业伦理，反而是“害国”行为。
东京电影节是与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齐名的九大国际电影节之一，也是各国电影交流与竞争的舞台。《万箭穿心》的出品方自愿报名参赛东京电影节并且入选，更重要的是，公司签署了各项参赛的条款，包括不得中途退赛。制片人也承认，片方签署了不得退赛的条款。当主办方开始发售《万箭穿心》的电影票时，实际就存在着《万箭穿心》出品方、东京电影节主办方与日本观众三方的契约，契约顺利执行的结果是：日本观众能够观赏到高质量的华语电影，而中国电影得以在一个高水平的舞台上展示，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渠道。而制片人在电影节开幕前两天突然单方面退出，就破坏了这一契约，东京主办方陷入被动之中，而日本购票者无法观看电影。
在现代社会，任何契约的执行都需要以承诺为基础，在国内商业活动中，存在法律为基础的第三方约束双方的毁约行为，而在国际交往中，第三方或者缺失或者执行力微弱，这也为某些投机者提供了机会。从一次博弈而言，毁约可能会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频繁的国际交往会让毁约的成本无限大，《万箭穿心》制片人的毁约行为已经对中国公司的信誉造成伤害，至少那些买了电影票却看不到电影的日本观众，会对中国的电影公司心存芥蒂。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企业、个人或国家要都需要以诚信立足，尤其是在政治层面的交流陷入停滞的时候，民间的商业或文化交流为外交的缓和提供了第二轨道，为双方民众和社会的相互了解从而相互理解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进而可以避免他们被投机政客或商人愚弄。
《万箭穿心》制片人的退赛举动，不但破坏了契约精神，也消费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感。《万箭穿心》是一部低成本、高质量的影片，国内影迷对其期望不浅，换言之，该片具有很好的票房前景。退赛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也是一种变相的营销方式，但是这种行为却超出了商业包装的范畴，借着“爱国”的大旗，将该片包装为“抗日”影片。制片人的退赛更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妙计”，以退赛引起关注，进而推动“百城万幕十万场”的营销活动，达到收获5000万票房的目标。
在野田政府签订购岛协议、中日公务船在钓鱼岛对峙的时候，《万箭穿心》正在参评东京电影节并且获得非常不错的成绩。如果是真心抵制东京电影节，完全可以不参加比赛，更不要与主办方签署“不得中途退赛”的条款。当万事俱备的时候，制片人却高调退赛，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爱国”的诚意。这种以“爱国”的至高道德口号谋求个人私利，无非是低级无聊的炒作与作秀。这种行为并非爱国，而是一个人或社会不成熟的表现。
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是以契约为基石的，正是契约精神推动了跨时空的交易活动，最终将人类编织于一张无形的商业大网之中。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是这种契约精神复苏的结果，当中国公司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时，更要以契约、诚信的商业伦理来约束自己。商业伦理本身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途退场的《万箭穿心》不仅伤到了东京，也刺穿了商业伦理的底线，最终伤的还是中国人自己。
值得欣慰的是，《万箭穿心》的毁约行为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掌声，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与反思。谢飞导演在博客中表示，“拒绝参加该发行人策划的一切活动”，作为发行方之一的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厂，拒绝在退赛声明上签字盖章。此外，不少影迷对这种低级的营销方式表示不满，电影归电影，政治归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在一个越来越理智和成熟的社会中，自作聪明的作秀反而会被聪明所误。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