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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俄罗斯记者玛莎·格森最近因拒绝报道普京驾驶悬挂式动力滑翔机给迁徙白鹤引路而被解职，普京的行为已引来不少嘲笑。后来，她意外接到一个电话。她在《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的一篇博客中，叙述了此次电话交谈。
“我的电话响了……我等了两分钟都没人说话。”终于电话里传来声音说：“不要挂断，我会为你接通。”她感到很懊恼，于是大喊道：“你想做个自我介绍吗？”这时，一个著名的声音响起：“普京·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听说你被解雇了，而我无意间成了这件事的起因。”总统还邀她见面。格森感到很困惑，她问：“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恶作剧呢？”
有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可能会发觉，这个电话与早期罗曼诺夫王朝和共产主义独裁者，对作家生活居高临下的干预，有着共同之处。它们都体现俄罗斯领导人的一贯作风，以及权力和艺术间的关系。在文学备受推崇的俄罗斯，这个传统使作者感到荣幸。但这种意外之举也加强了人们对深不可测沙皇的崇拜，沙皇就像上帝一样举动神秘。
82年前，小说家、剧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被苏联剧院解聘，他的作品也被禁。一天，他的电话响了，“布尔加科夫同志吗？请稍等。斯大林同志要和你说话”。然后一个著名声音开始说道：“我很抱歉……我们会努力为你做些事情。”事后，布尔加科夫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是恶作剧吗？那确实是斯大林。剧院很快又重新聘用了布尔加科夫。
1934年5月，诗人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因为写诗嘲讽斯大林而被逮捕。他的诗人朋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试图帮忙。他的电话响了，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的案件正在复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是个天才，不是吗？”帕斯捷尔纳克说：“但这不是重点。”他说他想要探讨“生命和死亡”，可斯大林挂断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又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询问斯大林秘书是否可以告诉别人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对话，答复是“可以。”
1949年3月，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拒绝代表苏联出国演出。斯大林打来了电话，肖斯塔科维奇说，苏联乐团不演奏他的作品，所以他不加入苏联代表团。斯大林问：“为什么不演奏你的作品？我们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我会纠正这些同志的错误。”
在更早的1826年，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邀请已流亡的起义支持者——诗人普希金交谈。这位沙皇亲自担任普希金的审查员，并宣称：“今天，我与俄罗斯最有智慧的人进行了对话。”普希金则向每个人诉说了尼古拉的魅力。
斯大林是在效法尼古拉斯一世，普京则效法了他们两个。尼古拉斯一世被称为“发电报的成吉思汗” ，斯大林是“打电话的成吉思汗”。但普京却不是用黑莓手机的成吉思汗。当年的俄罗斯，处在东正教沙皇政权和草菅人命的极权统治之下。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威权国家，但还是较自由一些。
斯大林天生其貌不扬、一只手臂略短，曾发表过诗作。他一半是暴君、一半是知识分子。他酷爱文学经典：他浩瀚的藏书中据说一半，就放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普京的兴趣则看来更实用主义。他更偏爱展现自己人猿泰山般赤身伏虎的环境主义。不过，他仍有可能从那些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统治者究竟为什么打这种电话呢？对话的结果无关紧要。关键不是电话本身，而是电话产生的神话效应，会在知识界像池塘涟漪一样传播（这就是为何斯大林秘书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他可以转述这件事）。
这表明普京已听说了格森的困境，并且带着帝王般的宽宏大量，屈尊降贵，接触一位抱有敌意的作家，来纠正一个不公正安排。他还能证明，尽管他可能因为一些新奇举动受嘲笑，但他并没被蒙在鼓里。
事后发现，普金“抓获”的一只老虎来自动物园，潜水“发现”的一只古陶罐是事先放在那里的。他愉快地承认“有时做得太过了”，但那都是为保护大自然。
他的坦诚后来被格森报道出来，消解了人们的嘲笑。这个开明“沙皇”展示出他和普通俄罗斯人一样，蔑视那些曲意奉承、小题大做的官吏。
如今的反对派不是诗人，而是写博客的人。但这位互联网时代的独裁者，仍向老派文字表达了敬意。
□美国《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