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山政客是“职业骗子”

    还有比“政客”更让人讨厌和不信任的职业吗？盖洛普最新的数据显示，只有7%的受访者给美国民选官员的诚实和伦理道德选项，打出了“高”分或“非常高”的分。

    政治家的这一成绩和以不诚信著称的汽车销售商持平，比电话推销还要略低。雷曼兄弟里那些所谓的“慈善银行家们”，把你的房屋贷款全部打包，变成了按揭证券，而他们在信赖度榜单上的排名比政客们高出3倍。

    公平地说，政客自身的不检点行为与此不无关系：从尼克松的“我从不说谎”，到小布什的“看我的嘴唇”，再到克林顿的“我与那个女人并没有性关系”……怪不得，在美国大选年，两个相对干干净净的男人为入主白宫跑前跑后时，仍然各种谣言满天飞，比如什么秘密海外银行账户，什么假出生证明等等。这次竞选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双方都一掷千金，宣传造势，指责对方的不诚信交易，同时极力散布谎言。我们不得不认为，民选官员实在是“职业骗子”。

    但是，我和同事们做了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华尔街的人说谎的可能性，是国会山的人的两倍。即使金融危机已过去，前者也只是勉强及格。可为什么我们总针对政客呢？

    我们都会说谎，我们粉饰自己的成就，让别人感到震惊，我们把自己难听的话包上糖衣，避免冒犯别人。我们告诉妻子，她们更苗条了；我们说着“对不起”，可心里满不在乎；我们都声称自己是环保人士。我们也常对陌生人说谎，只是没有意识到罢了。

    在我多年来做过的一些试验中，我发现总体上几乎没有人殚精竭虑、搜肠刮肚地欺骗别人，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把事实稍做调整。我们不是恶贯满盈、道德低下的人，但我们都想通过欺骗获得某种优势。我们热衷于竞争，在一些试验中我们会设置一个其他人也会说谎的前提，结果人们说的谎话更多了。 

    罪魁祸首就是使谎言合理化的思想。那些让谎言变得更合理的力量（比如别人也会说谎；我们欺骗的对象恶行累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谎），增加了不诚实程度，同时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表现可以接受。而那些降低谎言合理性的力量（比如提醒我们的道德准则，意识到说谎的后果等）则起到了反作用。可笑的是，担心被人揭穿的因素,在是否说谎中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多少都骗过人，可我们为什么期望政客不说谎呢？ 

    从定义来看，民选政客握有权力，代表广大民众做出重要决定。权力的特点就是它具有危险副作用。一旦被推上权力职位，人们很快要承担责任，但同时也开始有意无意地滥用权力。2010年一项关于权重人士道德伪善问题的调查发现，当被委以重任，或当人们自以为手握权柄时，谎言和欺骗行为会更多，而且更能包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同时，他们会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属下。 

    作为一名政客还须面对一个事实——做出的决定会影响他人福利。因此，有时他们只说一半事实，或直接说谎，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更有利他人。我认真研究过这类“善意谎言”，发现当人们只为自己考虑时，往往只说一点谎话；但如果他人也会因此受益，那么谎话会更多。事实上，受益人越多，欺骗会越多。这些研究对象还表现出另一种现象，他们在为他人说谎时，负罪感较低；只为自己说谎时，负罪感较高。 

    毫无疑问，华盛顿也有问题——政客们也是社会生物，而说谎绝对是社会疾病。当一个进入政坛的新人放眼望去，发现同僚都在互相欺骗，他就会认为这些行为完全可以接受，于是他会效仿。同时，团体的亲和力对说谎会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参议员看到他的党内成员都在说谎或曲解事实，那么这样的行为反而变成了道德标准。 

    综合以上这些因素，还有人不明白政客为什么被当作最不值得信赖的群体吗？但人们还有疑问：在工作中，政客比其他人的欺骗行为更多吗？考虑到他们手中握有权力，而且经常轻描淡写地把小谎言归入“善意”行列，加上政坛中欺骗行为非常猖獗，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干脆利索的一声“没错”。

    这里，我也必须承认一个问题。上面说到，一项实验结果显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说谎的可能性是国会山政客的两倍，这项调查是在纽约和华盛顿银行家们聚集的酒吧中进行的。在国会山供职的人都知道，去那里消遣的都是天真年轻、精力充沛的国会职员。大多数人供职的时间，还没有长到学会说谎的程度。所以，或许银行家们也不是想象中的大坏蛋。

    □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