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全球化、民族认同和排外心理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在足球这项影响面最广的运动中得到了极富戏剧性的投射。
拜发达的传媒所赐,足球已成为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资本主义工业复合物”,其变化万端的特质,正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暧昧的世界的完美写照。
自从在广大体育迷中走红开始,足球就是两大群体认同的催化剂:私营俱乐部与国家代表队。以往两者是互补的,然而在足球转型为全球性事业后,国家、俱乐部和球迷情感之间的利益,变得越来越无法兼容。从本质上讲,当下的欧美足球产业是被少数几个拥有知名品牌的超大型跨国企业所掌控——以欧洲为基地的若干超级俱乐部,对抗国际球会联盟。更不用提,它们麾下的选手也是多民族的:来自纳米比亚的年轻人在比利时踢球,来自尼日利亚的去了卢森堡,来自苏丹的在匈牙利,来自津巴布韦的在波兰……
由此衍生出的另一重效应是,企业的超国界逻辑与足球作为民族认同的表征不断发生冲突。因为球员出场时间有限,超级俱乐部与国家代表队总是处于暗战当中。对某些超级球星来说,在商业联赛挣钱或许比为国争光重要;不过,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感,还是强大到足以迫使俱乐部妥协,并且将世界杯打造为国际足联体系下利润最丰厚的一环。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国家代表队的存在,甚至为它们建立了超越族群与部落的共同纽带,让数百万人结成的“想象共同体”,因为一支11人的队伍而变得更真实、更牢固。
第三项效应大概可以从球迷(男性居多)身上日益明显的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行为中窥见,特别是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球迷。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俱乐部和国家代表队深感骄傲,一方面对所谓“二流国家”在球场上愈发优异的成绩怒火中烧。有意思的是,那些在竞技体育中爆发间歇性民族主义的国家,并不都是先前以种族主义闻名的,如西班牙、荷兰;至于足球流氓和极端右翼的结合,则为这种趋势提供了另一个注脚。
然而,这种排外心态也反映了民族国家内部的认同感危机。当初将农民转变为公民的过程开始反转,甚至催生了“造福我者,才是祖国”这种反民族的个体认同。在作为民族国家起源地的欧洲,今天的人们或许依然愿意为国家踢球,但没有谁乐意为国家战死沙场了。
节选自《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