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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身为功成名就的音乐人，作者用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音乐的进化史，分析了技术进步对音乐表现形式的促进作用，甚至对音乐的政治效应进行了解剖。
14岁那年，大卫·伯恩头一回听到摇滚名曲《紫雾》，立刻以小大人的姿态对老爸宣告：“电吉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后，这个男孩开始练习查克·贝里和埃迪·科克伦等大家的名作。18岁时，他来到美国纽约罗德岛，在著名的巴斯音乐节上完成了精神境界的升华。“听了好几个小时的音乐，我累得躺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艇”的演奏忽然如天籁般响起，他的灵魂，从此在绚烂的听觉世界中翱翔。
音乐打动人心，绝不只是仰仗感官刺激。在新书《乐之理》中，大卫·伯恩回首60年来走过的人生和艺术之路，对音乐的方方面面做出系统的解读。正如他所强调，每个音符，曲子的结构，甚至单曲的发行方式以及行销渠道，都会影响听众对音乐的感受。
优秀作曲家工作时，会考虑人们欣赏音乐的环境，并通过复杂的录制设备让作品达到预期效果。在中世纪，大部分西方音乐听起来较为和缓，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这是因为古典音乐起源自中世纪的教堂圣咏，早期的作曲家多为修士、游吟诗人或贵族，他们创作乐曲和演奏的环境往往是宗教圣地，“声音在石壁上会产生4秒钟的回声”。
至于20世纪最大牌的爵士乐手平·克劳斯贝，之所以能用歌喉征服无数颗心，则要感谢麦克风。正是这种工具，让歌手无需竭力呐喊，也可以轻声吟唱私语般的温暖情歌。
再将时钟拨到三四十年前，舞台摇滚并不像如今这样，经常需要乐队在声响效果不够理想的体育场里演出，彼时，摇滚乐诞生和奏响之地多是午夜俱乐部那类不大的地方。凹凸的墙壁、狭小的空间和喧闹的人群，制造出的背景效果与乐队的激情迸发相得益彰。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作为Talking Heads前主唱，伯恩为何只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登台一次——他在书中解释说，后者是专为歌剧设计，即使他对自己的曲子进行改动，也和那里的环境不相容。
1878年，爱迪生留声机公司在百老汇成立，自此，音乐人不再只是为了现场演奏而创作。当然，留声机录音时间短、声音小且不够清晰的瑕疵制约了它的潜力，这方面的技术障碍，还是在二战爆发后被逐步突破的。当时，美国情报机构通过监听，意识到德国人一定采用了某种新型录音装置，因为他们的管弦乐团不可能在希特勒演讲时永远环伺在后者身边。战后，源于大西洋彼岸的磁带录音技术如愿进军流行音乐领域。磁带录音不仅方便快捷，且价廉物美，在令小型录音公司兴旺繁荣的同时，直接促成了摇滚乐的诞生。
伯恩精到地分析了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音乐格式，从蜡桶唱片、虫胶唱片、塑胶唱片、磁带、CD到今天的MP3。他严肃地指出，一些音乐能舒缓情绪，对精神病患者有辅助治疗效果，但切记：只有用塑胶唱片播放才能产生这方面的疗效，若用电脑代劳只会把事情搞砸。
伯恩对音乐的探讨超越了技术层面，对它的社会效应进行了深入解剖。在探讨音乐对政治的影响时，伯恩提及，自己少年时欣赏鲍勃·迪伦的《铃鼓先生》，突然灵光闪现，“它能为你开启一道门，让你看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1928年，苏联政府宣布任何人不许收听美国爵士乐，否则会被监禁6个月。当然，此类做法很快被证明收效不大。
《乐之理》的部分章节对笔者这样的门外汉来说有些深奥。无论如何，作者文思清晰且勇于自嘲，辅以照片和实例，希望陶冶艺术情操的人都可以试着读读它。
□英国《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