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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从绵羊到西门子
段廷智（音译）描述自己的梦想时，说到了遍布喷泉的将来。他梦想在他的新城市，水喷射到空中，给居民带去欢乐。报纸说，位于兰州老城以北的兰州新区，将来会有1000座喷泉。
但眼下，他看到的只有绵羊。它们走过新修的多车道柏油街道，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让负责城市建设的段先生意识到，集装箱码头、足球场、海洋以及未来，距离中国西北地区是多么遥远，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实现目标。
不过，甘肃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多山和多沙漠省份，没多少人对其感兴趣。因此，段先生讲话时身子前倾扑在会议桌上，仿佛要用魔法召唤那个将来。他说，甘肃有“巨大潜力”。首先，机场、铁路和高速路一应俱全；其次，“用电没有限制”；再次，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当然，还有充裕劳动力。
段先生温言细语，想要吸引国际公司来兰州新区。“或许，你们能帮忙说服西门子到这里来。”他说。坐在他旁边的官员点了点头。按照计划，到2015年，新区将有30万人入住，到2020年为60万人，最终达100万人。
但他仅是一名地方城市规划者。重要的首席规划者在北京，肩负着世界上最困难的任务之一：管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省份人口众多，有的人口甚至相当于其他大洲的整个国家。比如，湖南人口跟法国一样多，湖北人口相当于一个意大利，而四川人口与德国一样多。
执政者已取得很大成就——今天，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欧洲深陷债务和信念危机，不仅为亚洲国家的崛起着迷，也想知道这些国家如何治理。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中国，良政的主要特点，是政府能满足人民物质需求。改革家邓小平有意选择先发展沿海地区。在这种政策下，农村和西部地区发展缓慢。
现在，上海市民乘坐出租车，可以从座位前屏幕上播放的广告，获悉葡萄酒的最佳温度。而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民仍住在窑洞里，他们没钱造砖瓦房。为此，北京出台了被称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
“西部开发”政策展现了北京做法的力量：一旦中国确认某事为国家问题及需要付出全国努力，就会以坚定和持久的方式去解决。这是中国制度的经济优势。
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副司长李应明女士在北京一个不起眼的灰色建筑与我们见面。她至少对现状感到满意，今年是中国第12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
数万公里铁路和高速公路已建成，还有新修的水电站、机场、一条天然气管道及光纤网络。“过去10年我们在西部取得的进步，比过去50年的还大。”她说。
但何时东西部地区的中国人，能有同样的生活水平？“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微笑着说，她更关心的是农民和文盲率。比如，到2010年，甘肃省在10年内，文盲率已从14.3%降至8.7%，但仍远高于南方广东省2%的文盲率。
“人才在中国发展中发挥最重要作用。”李女士说。接着，她谈到如何修建学校和宿舍，以及全国不同地方的合作。东部大学向西部大学提供援助，东部和西部省份结成伙伴关系。此外，每年有一万多名大学毕业生去西部当志愿者教书。
她说，这些经历对想要成为公务员的年轻人是有帮助的，一些最受欢迎的职位将为他们留着。“但是，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奉献精神，想要为社会做出贡献。”
分手时，在走廊上，她还说，“我们的领导人说，这是个百年大计。”她从一个一人高的落地瓶旁走过，赶着去接待下一批人。时间不等人。
匆忙发展的兰州新区
西部地区官员段先生也是匆匆忙忙。他要搞建设，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能。兰州不是斯图加特。在斯图加特，抗议导致一个重大铁路开发项目被搁置。中国的务实派不用担心他们的计划会如何影响甲虫这样的濒危物种。
土地属于国家，建设这座城市的农民工吃苦耐劳，每个月能赚约2500元人民币就心满意足。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现在可能面临拆迁。一本政府宣传册清楚地勾勒出了宏图：“建设新区是政府提出的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色方案。”宣传册还具体列出了政府如何为居民提供补充条目，比如拆迁一口井补偿4000元人民币、一座坟700元人民币。
兰州确实有农民支持新区建设，即便他们知道，他们的房子现在所在的地方，将来会变成一个湖泊。他们希望在住新城市后，能给企业高管当司机。也有人（比如医学院的学生）最终想要到北京去，因为那里是工作的最好地方。
然而，当地政府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留住大学生，因为人才短缺是兰州最大的问题之一。政府想要农民怀抱希望而不是愤怒。当然，兰州官员们也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毕竟经济增长仍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
同时，兰州城正迅速膨胀，现在人口360万。但兰州夹在群山之间，14年前就已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现在已无扩大空间。官员们甚至考虑把山顶削平，但后来他们选择机场附近没有开发的平坦土地。
制约权力的五年计划
兰州新区只是其中一块拼图，西部开发战略还有更多要考虑的事。最主要的是，中央政府希望拉近西部与其他地方的距离。这将带来“稳定”，这是中国执政者爱用的一个词。所以，“西部开发”战略被纳入国家“五年计划”。
当然，中国的“五年计划”已跟1953年首次启动时大不一样了。最初，中国是效仿苏联的做法，而今天，北京并不谋求取代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而是根据市场原则引导经济。术语也变了，官员们现在把该计划称为“规划”，但主要还是围绕着计划。
“五年计划”有着自身的发展态势。新计划的出台一般与领导人换届时间错开。这就意味着新领导人可能会继续推进现有计划和既定目标，从而不能很快进行大幅改变。这种原则有助于宏观政策的延续性。可以说，“五年计划”对权力是一种制约。
双元管理方法的试验
丁文光（音译）梦想成为中央政府下一个5年的一部分。他48岁，小个子，很机灵。他知道参与是管理的核心元素，在中国，参与要有耐心。他获知，北京在尝试新的管理方法，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从上到下的管理和从下到上的管理。
丁是某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还是兰州大学老师。2003年，他去清水岭村考查，发现一个“恶性循环”。农民砍树用来取暖、做饭，或是卖了赚钱，导致土地流失、滑坡。自然惩罚人类，农民变得更穷。
丁制造了一个“良性循环”。农民种草养牛，牛粪用来造沼气。一个扶贫机构捐牛给村里最穷的几家，牛崽必须送给第二穷的几家，第三代牛崽给最富的几家。结果是，如今村里有红砖房、摩托车、手机和彩电。他如何说服政府大规模实施其想法？如何让官员理解，该将牛粪和防治天灾放在一起全盘考虑？
丁开始游说各方人士。最重要的是别人要信任他，社会地位对此极必要。得过奖，或有个头衔也很有用，比如人大代表。他还是中国科学技术部的常任顾问，提供专家意见。他是党员。他笑着说，“在中国，是党员很重要。”
中国特色：关系
试点时，要在当地政府找一个合作伙伴。很幸运，他在省政府里有一个关系——学生的岳父。最后此人找到一个村子，给丁用来试验。
“关系”指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又认识另一个人。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其前提是私人交往，如同学、战友等。
丁曾在省政府工作4年，致力于脱贫。他以前的同事在省领导那儿为他牵线。他和一些官员同游欧洲，名曰“头脑风暴”。另外，丁以后要参加中科院一个研究项目，所以会经常飞首都。他说，“有了关系，用在游说上的时间肯定会少一些。”
他与各种官员打过无数交道，学会了两点：报告不超过3页；吃饭必须在高级酒店。他说：“晚餐能提供友好放松的氛围。”晚餐上，人们从角色里解放出来，纯粹是拉关系。宴会和政治，在中国像连体婴一样不可分割。
丁的试验村接待了很多记者，一个党的网站也报道了他。可以说他成功了。他认为，2016年他要大展宏图：他，丁文光，会在北京新的“五年计划”里占那么小小的一席之地。
将试验转化成标准
中国出台政策总遵循相同模式。先提出想法，然后尝试。政府把试验的构想转化成标准。先在地方进行局部试验，一旦改革获得成功，且可应用于其他地方，政府就会在更广范围推广实施。这与西方做法不同。在西方宪政国家，法律先于实践。
中国做法有其优势。比如，更容易评估改革结果。现实中的试验成功，有助于说服反对者支持改革。通过不同模式的发展也可保证灵活性。汉学家塞巴斯蒂安·海尔曼称中国为“不断学习的体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就属于这种模式。中国在医疗、养老和户籍改革方面，也有此类试验。从道路收费到吸烟禁令和台湾旅游，中国的一切都经过试验。
德国《明镜》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