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行为是犯罪，绝非爱国

    游行中的暴力行为就是犯罪，与爱国无涉，反而挑战现代国家的理性，只会祸国殃民，这种行为不仅需要抵制，需要依法惩治，更需要深层次的反思与批判。

    自9月11日日本政府与栗原家族签订所谓“购岛协议”以来，中国官方与民间都在不同场合表达愤怒之情。9月15日，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遗憾的是，游行期间出现了打砸抢烧事件，与日本相关的商铺、汽车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损毁。

    爱国没错，但需要有正确的方式，程序与手段错了，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在反日情绪潮涌之际，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需要怎样的爱国风格。

    管子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今日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需要形成为世人所接受的行为风格。风格存在于整体之中，无论是一幅画、一首歌抑或一份合同，从整体上所彰显出来的心理态度和意图，便是风格。如此而言，一个国家的风格源于国民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之中。反日游行是一种表达爱国的方式，从游行人群的行为中可以窥视当下中国的风格。

    爱国有两个维度：对外，捍卫自身利益，保护国家免受侵犯；对内，节制有序，富国强民。“保钓”游行本是为表达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但游行中却出现了暴力行为，日资商铺成为打砸甚至打劫对象，同胞的日系汽车成了攻击的标靶。民乃国之本，攻击同胞、破坏财产已经让爱国成为一句口号，并且走向了爱国的对立面。

    游行中的暴力行为就是犯罪，与爱国无涉，反而挑战现代国家的理性，只会祸国殃民，这种行为不仅需要抵制，需要依法惩治，更需要深层次的反思与批判。现代国家有两大支柱：法律体系与货币体系，并由此衍生出复杂有序的国家制度。

    法律体系支撑了一个非人格化的法治体系，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任何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违规违法行为负责。有些人在“爱国”大旗的保护下，冲入商店，谋取私利；掀翻同胞的日系车，甚至还有人殴打车主。群情激昂中，可能会有法不责众的侥幸。但法不责众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亵渎，法治国家不仅惩治个体犯罪，也要规制群体行为。各地警方在游行之后对那些不法分子进行批捕、法办，才是对法治精神的贯彻。

    货币体系则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货币是信用的化身，任何产权体系不完善的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来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赖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更需要市场体系实现财富增长与增值。市场体系的基点在于私人产权，在此基础之上才能生成交换体系，盗匪横行的时代，市场只是婢女而已。在“爱国”的旗号之下，打砸抢一些在华合法经营的日资企业，随意打砸本国公民合法购买的日系汽车，这都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如果私人财产得不到有力的保障，还有谁愿意在中国投资置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海外资本进入，如果因为外交争端而对外资进行冲击，中国的市场信誉何在？

    国家的理性是国家形象的精神基础，爱国游行各国都有，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将矛头转向任何带有某一国标识的事物。排斥日资企业、抵制日货看似很爱国，殊不知，全球化已经将中国和日本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经济制裁不过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双刃剑。日本商品可以被打砸烧，而从日本传入的外来词，几乎每个中国人每天都在说，难道也要将这些词汇清理出去？

    真正的爱国需要就事论事，漫天联想只能让争端一发不可收拾，诚然，中国已经不再是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积贫积弱，但爱国的风格却与早年的“义和团”有着几分相似。从更大的层面而言，今天的日本也并非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对日本脸谱化、标签式的刻画未必准确。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真正的爱国需要了解对手，而不是将矛盾对准那些不相关的人与事。

    民众的爱国诉求需要采用一定的方式来表达，但怎样表达才让他们的爱国行为更有力，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与反思。比如，在游行标语中，需要更多关于“钓鱼岛是中国的”依据，无论历史的还是法理的，而非一些粗暴的泄愤口号。就事论事式，而非情感生发式的表达更符合文明、法治的标准，也才会顺应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