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署怎样带疑犯“回家”

    引渡机制的存在，令香港廉政公署的威慑力遍及全球。每逢押解疑犯回港，在行动方式与人员安排上，廉署总会把各种细节考虑得面面俱到。

    机舱内的灯徐徐熄灭，大部分乘客把座椅靠背放下，准备在飞行途中好好睡一觉。对于廉政公署高级调查主任陈梅兴和他的同事来说，这却是长达19小时的旅程（包括在旧金山等候转机）中最难熬的时候，因为坐在陈梅兴和另一位同事之间的，正是被引渡回港受审的疑犯。两位调查员很清楚，他们在旅程中绝对不能睡觉，甚至连打盹也不可以。

    “行程中，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步步为营，防止他逃走、伤害自己或其他人。就连上厕所，我也要陪着他。”在纽约机场从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手中接过疑犯那一刻开始，陈梅兴和拍档便要负起全部责任，确保将疑犯安全带回香港。为了保障机上乘客的安全和尽量降低可能产生的不安情绪，航空公司特别安排他们坐在机舱最后排；用餐时只派发塑料餐具，并且不提供任何酒精饮料。

    对于“押解员”这一角色，陈梅兴的上司——首席调查主任李志雄是这样解释的：“押解疑犯回港，虽然一般会在短短两三天内完成，期间可能出现许多估计不到的事情。所以，廉政公署对负责押解工作的同事的委派，是非常慎重的。此外，执行任务的同事身份俨如一名‘大使’，他不仅代表廉政公署，更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外国执法机构的联系和合作，因此，我们会挑选经验丰富、成熟冷静、专业和细心的同事负责。”

    这次引渡过程中，陈梅兴承受的压力很大，令他感受最深刻的是犯罪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漫长的旅程中，疑犯向他吐出心底话，言语间流露出无限悔意。“他跟我说，他很对不起几位前下属，因为有几位员工受到这件事牵连，亦被判了刑。他还提及太太和子女已经成为美国公民，而他自己只差两个月便可以入籍，但这次返回香港，若被判罪，将没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自此以后，可能要跟太太两地分隔。” 

    陈梅兴回忆当日带走疑犯时，后者与太太道别的那一刻：“纽约机场全是玻璃外墙，疑犯与他太太隔着玻璃，手贴手地道别，很令人感慨。他的遭遇应该引起其他人的警惕，我们真的要千万小心，绝不可以身试法，所失的远比得到的更多。”

    无论如何，犯了法的人，最终都要接受法律制裁。

    飞机平安降落在赤角机场，陈梅兴按照程序，正式在香港境内拘捕疑犯。待所有乘客离开后，他才和同事押解着疑犯步出机舱，在特定的地方办妥入境手续后离开机场，乘坐香港同事代为安排的车辆，直接驶回廉署执行处总部，正式落案起诉。

    整个引渡过程波澜不惊，尽管如此，一连几十小时处于紧张状态，精神压力还是颇大。完成最后一项手续，陈梅兴不禁舒了一口气，第一件事当然是立刻回家，蒙头大睡。

    陈梅兴在廉署服务了20年，这还是他首次获派引渡任务。其实，他此前根本不曾参与该案的调查工作。跟其他同事一样，陈梅兴亦没有为此专门训练过。“早在入职时，我们便已接受过拘捕和押解疑犯的训练，这都是调查员日常的职责。仅有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渡是将疑犯从外国押解回港，乘坐的交通工具是飞机而不是私家车罢了。”

    贪污往往是在贿赂行为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被揭发，牵涉人士可能早已逃之夭夭，有些逃犯可能拥有几个国家的护照。引渡安排便是令这些人无所遁形的武器。“整个过程一般要花上两三年，但对于那些以为可以一走了之的犯罪分子而言，”李志雄说，“我们要清晰地传递一个信息——廉署会锲而不舍，追捕到底，贪污者难逃法网。”

    □摘自《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8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