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后，世界进入“动摇时代”？

    过去的一年里，“阿拉伯之春”震动了中东。其直接后果是，四位原本注定终身统治国家的领导人下台，国家陷入手足相残的内战中，另一些建立许久的王朝面临政治经济革新的压力。

    是什么引起了这场政治风暴？它只会发生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可能向全世界扩散？一些执政者正密切关注事情的动向，试图遏制本国国内可能出现的革命苗头。

    很多人认为，新的社交网络技术是革命的关键推动力。但那些让它运行的硬件软件只是工具而已。当然， 它们让动乱变得更容易——为人们绕过传统的信息过滤器提供可能，而且不需要在现实中集会就可以组织起来——但这些技术的存在，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原因。那些陶醉于“脸谱革命”的西方人应该明白，空投iphone手机这样的促进民主策略可不便宜。

    其他人指出，半岛电视台在让世界聚焦这些动乱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它对突尼斯革命的报道，将“阿拉伯之春”的种子传递到区域内其他国家。这个说法有合理之处，但需要记得的是，半岛电视台从1996年就开始播出了。

    实际上，政治动乱长期蛰伏在阿拉伯世界中，有时候发展为公开的骚乱，只是没有演变成我们看到的剧变。为什么班加西的起义与多年来利比亚东部一次次失败的反卡扎菲暴乱有不同的结果？为什么解放广场的抗议，没有像早期的埃及脸谱革命一样以失败告终？

    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透过报纸的头条去观察其他根本性的因素很重要。

    首先，在埃及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在抗议爆发之前就广泛存在关于接班人的争论。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让他的儿子贾迈勒接替他的努力，引起了埃及政治体系内不同部门的反对，以军方为甚。在利比亚，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和穆塔西姆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为了争夺卡扎菲继承人的位置而互相斗争。利比亚国内的精英随着长期统治的政权发生动摇而开始分裂，正是精英的分裂为革命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契机。一些从卡扎菲政府叛逃而加入过渡政府的官员，此前就与自由化的组织有联系。这些人中就包括前外交部长和利比亚对外情报部长穆萨·库萨，他在卡扎菲政府决定武装镇压抗议者时与政府决裂。已经落败的卡扎菲政权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并不是特别团结。

    不断加剧的腐败也是一个原因。领导人和下属的贪婪，总会在某个时刻达到断裂点。时局好的时候，一定程度的腐败可以被忽略。但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并未幸免，对埃及和突尼斯的影响尤其严重。裙带资本主义阻隔了中产阶级应有的机会。“那些没有关系也没有钱行贿的人处处受辱，简直无法活下去。”莱拉·布瓦齐齐说。她的兄弟穆罕默德·布瓦齐齐是突尼斯的水果商贩，他在2010年12月的自焚，扣动了“阿拉伯之春”的扳机。此外，整个社会都受到了基本生活用品价格飞涨的影响，穷人受困尤甚。事实上，很多人认为，正是过去几年中食品价格的疯长，而非手机的普及，促使埃及、突尼斯和其他地区的抗议爆发。

    经济危机也改变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想法。他们在经济危机中看不到任何前进的希望。这些受过教育的青年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此不仅愿意参加抗议示威，而且在武装势力开始镇压时，他们仍然愿意反对旧政权。在第一次暴力事件爆发后，他们没有选择回家。

    这也是为什么在对“造反猫咪”乐队判决后，俄罗斯形势变得有趣起来。两年的监禁似乎是故意向俄罗斯年轻商人传达了明白的信号。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年轻的企业家热衷于支持反对派的抗议活动，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很时髦。对朋克乐队的监禁，让人们重新考虑：他们是否愿意牺牲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机遇来反对普京政府？但是这种打算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更多机会的前提下才可行。在实行温和专制的国家，这种手段反而可能会引发暴乱。任何经济上的减速都会带来更多的政治动荡。

    然而，即使在更加民主的体系内，脆弱性仍然存在。印度大停电、南非劳工骚乱以及欧洲各国伴随紧缩政策而来的绝望情绪，都是潜在各种问题的征兆，这些问题可能演变为抗议活动。

    从俄罗斯到美国普遍存在一个醒目的要素，那就是普通民众怀疑政府和政客是否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阿拉伯之春”的独特之处或许在于它真的推翻了现实中的政府，并且似乎成为全球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就是“动摇时代”的来临。无论是独裁政府还是民主国家，当今的整个世界都将面对这样一个“动摇时代”的挑战。

    （作者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外交政策专家）

    □摘自《世界政治评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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