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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发表题为《领土民族主义在东亚》的评论文章，核心观点在于，东亚依然停留在领土民族主义的时代，虽然各国经济依赖程度非常深，但领土争端往往会使双边关系骤然趋紧。此后，一篇题为《在“主权”上，别把欧洲想得多高尚》（以下简称《“主权”》）的回应文章，对笔者的观点予以“驳斥”。
诚然，观点的交锋与辩论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条件，对合理的批评，自然当洗耳恭听，不同的意见则需要澄清，以免误解。《“主权”》一文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笔者有误解：首先，笔者论述的是一种领土民族主义情绪，与主权并不能等同，主权与领土、民族主义并不是同一概念。
其次，笔者在文章中并没有言明西方与东方之别，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源出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试图超越民族主义而转向区域整合。而《“主权”》一文直接将矛头对准了西方，英国、美国成了批判的对象。东亚面临的困境才是笔者论述的焦点，对方则转移焦点并重新聚焦于“西方”，尤其是那些怀有“欧美霸权国家继续控制世界的美梦”的“西方某些人”。
最后，《“主权”》一文的核心观点在于，西方也没有超越主权，他们也没有什么先进或者高尚可言，因此，他们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与周边国家强硬对峙便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好比，两个孩子因为玩具在打架，另外一个稍微年长的孩子劝架，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对劝架的孩子说：你当年也因为争玩具而打架了，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东亚面对的形势远远超过了道德化的评判，在历史遗产与现实利益的双重驱动之下，领土民族主义成为各种矛盾的聚合点。正因为如此，充分重视与认知东亚困境的历史性根源，尤其要以世界历史的视野予以审视才能摆脱“西方阴谋论”的窠臼。从历史发展进程来讲，东亚与欧洲存在着时差，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石”基本来自欧洲，如主权国家、民族主义、国际条约等等。欧洲国家超越主权原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主权。当然，主权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多，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主权问题上，最好是就事论事。
主权的观念是伴随基督教大一统崩溃和封建政权危机而来，谁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威，这是主权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主权从原初意义上来讲，主要针对国内政治失序。教皇统治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世俗君主成为主权的象征。直到1648年，主权才有了边界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疆域内，主权国家的内政不受他国干涉，尤其是宗教事务更是如此。
主权原则的确立并不意味着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欧洲君主之间的联姻经常会带来领土的变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将主权与领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有了领土内涵，东亚地区的岛礁争端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波澜与领土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将主权、领土、民族主义混为一谈，那么只能由情绪主宰事态的发展，如果媒体也受情绪左右，那不过是在“消费”民族主义情绪而已。
主权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它有内外两层含义，内部主权主要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自我治理能力；而外部主权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主权地位的承认。在欧洲国家，内外主权基本是同时发展的，没有自我治理能力的国家是难以获得独立地位的；二战结束之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新兴主权国家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只有外部主权，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但却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9·11”事件使“失败国家”问题凸现出来，如何提升一个国家的公共治理水平，成为国际和平的重要因素。
主权问题更多的是一种内部的自我治理水平，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取决于中国能否形成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中国领导层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说法，从根本上说，是在保持外部和平的前提下，强化内部主权的建设。
主权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国家发展、国际和平的关键所在。需要摒弃的并不是主权原则，而是极端的领土民族主义情绪将国家尊严、主权的完成与领土的纷争搅合在一起，沉迷于“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之中，淹没于受害者的悲情之中。
中国的发展崛起，依赖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也正在融入世界，东方与西方的界线也在变得更加模糊。当中国人在不断寻求“他者”的时候，更应该寻找“我们”。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时候，才能有更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去面对当下的矛盾与纠纷，推倒思维的高墙，以更开放与灵活的方式面对世界与自己。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