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惨案后，西德大搞“绥靖政策”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西德政府把以色列的不满当耳旁风，对巴勒斯坦采取“绥靖政策”，不仅是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更有执政者的政治倾向与现实利益因素牵涉其中。

    1972年9月5日，8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成员，潜入联邦德国慕尼黑的奥运村，将多名以色列运动员劫持，试图以此为筹码，交换被关押的两百余名囚犯。西德政府急忙派遣重兵展开营救，最终一败涂地，造成人质全部遇难，8名嫌犯中，有5人被打死，余下3人被捕。“慕尼黑惨案”令举世震惊，被称为现代奥运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令外界不解的是，西德政府虽然在公开场合声称与恐怖主义誓不两立，对善后工作却敷衍了事，甚至罔顾以色列的强烈不满，屡次同事件的幕后主谋达成妥协。整整40年后，通过各国公布的部分机密文件，人们才得以一窥德方采取“绥靖政策”的幕后考量。

    以色列对德方怨言满腹

    “（如果他来了，）天知道他会遭遇怎样的处境。”遇难运动员下葬前，时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在给以色列驻德大使馆的一封电报中如此写道。梅厄提到的“他”正是时任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显然，后者和德国政府的表现令这位“铁娘子”大为光火。

    据以色列销量最大的英文报刊《耶路撒冷邮报》近日报道，为纪念慕尼黑惨案40周年，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解密了一批当年的政府内部文件，这封电报是其中之一。几乎所有文件都指向相同的结论：西德当局的应对措施拙劣之极，是导致事态恶化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获悉运动员被劫持后，梅厄夫人于第一时间，在位于耶路撒冷的家中召开内阁会议，并派遣情报机构“摩萨德”高级主管兹维·扎米尔赶赴西德指导营救行动。

    营救失败后，返回以色列的扎米尔带回了一些照片，并根据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写成报告，一式两份，分别递送到以色列和西德政府手中。《耶路撒冷邮报》称，扎米尔毫无掩饰地指出，“德国人的营救行动是愚蠢且草率的”，他们布置的狙击手“没有专业的狙击步枪”，西德军警“不肯冒一丝一毫危险去营救人质，只是躲在安全的地方乱射”。

    尤其不可理喻的是，人质被劫持后，以色列曾向西德政府和国际奥委会提出将赛事暂停的请求，岂料遭到回绝。另一份发自以色列驻德大使馆的密电称，西德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以及西德内政部长经过会谈后决定不暂停赛事，理由十分牵强：其一，暂停赛事会影响营救工作；其二，转播赛事的西德电视台没有相应的预案。

    除了糟糕透顶的救援行动，形同虚设的安保措施也成为舆论猛批的对象——奥运村内没有摄像机、探测器，也没有路障，保安甚至未配备武器。至今，曾采访慕尼黑奥运会的英国《体育邮报》记者尼尔·威尔逊还记得当年的情形——

    “很多运动员趁着比赛的间隙，跑去慕尼黑市区彻夜狂欢，回来时为了抄近路便不走大门，而是直接翻越栅栏，保安对此司空见惯，从不盘问。”即便是在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后，奥运村内依然可以来去自如，威尔逊便是在获知消息后，徒步从媒体驻地赶到现场的。他穿着一件运动服，脖子上挂着采访证，大摇大摆地游逛到了运动员公寓附近。“在门口戒严的士兵甚至没多看我一眼，或许，他们以为我是个晨跑归来的运动员。”

    3名恐怖分子轻易获释

    要理解上述种种“异状”，德国方面同期解密的另一部分文件，或许能提供线索。这批文件显示，事发后，西德政府对惨案的评论“轻描淡写”，譬如，西德外交部一位名叫保罗·弗兰克的高级官员，把这场血腥杀戮称为“慕尼黑事件”，似乎存心淡化其严重程度。部分西德外交官及内政部官员竟把凶手“黑九月”冠以“抵抗组织”之名。德国《明镜》周刊的最新文章评论称，类似的说法让人觉得，恐怖行动针对的是希特勒，而非以色列运动员。

    与对以色列的漠视相呼应，西德政府里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时任西德驻黎巴嫩大使沃尔特·诺瓦克便是其中之一，此人曾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与“黑九月”有相当紧密的联系）高级官员阿布·尤素福表示，二战后，散居在中欧和东欧的很多德国人被驱赶回国，造就了“数量庞大的难民”（诺瓦克便是在波兰的西里西亚长大，后被赶回德国），正因如此，也使得他们“比别的国家更能理解如今巴勒斯坦人的艰辛处境”。

    来自情报部门的记录则显示，慕尼黑惨案发生不久，西德政府便不断接到线报，称恐怖组织很有可能劫持西德航空公司的班机，据信，这种企图是为了营救那3名被捕的恐怖分子。情报机构向执法及安保部门做了通报，提醒他们密切防范劫机阴谋。

    1972年10月29日，担心最终变成了现实。当天，巴解组织武装分子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劫持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提出让3名“黑九月”成员重获自由的要求。西德政府异常迅速地释放了嫌犯，安排他们经第三国飞往利比亚。

    事后，上文提及的保罗·弗兰克“宽慰”利比亚驻德大使说，恐怖分子获释意味着“慕尼黑这一章已经完结”，西德政府“不会向利比亚提出引渡……应该为整起事件的圆满解决感到高兴”。他的表态，无异于给担心因容留恐怖分子而惹火上身的利比亚吃了定心丸。

    多重因素促成暗盘交易

    通过将解密文件和公开史料加以对照，观察者不难发现，西德政府对恐怖分子宽宏大量，更大程度上是眼前利益作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执掌西德政权的保守派与以色列一度走得很近，某些主要阿拉伯国家对此深感不满，与西德断绝了外交关系。所谓物极必反，属于泛左派阵营的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出任总理后，西德的外交政策开始急速转向，极力修复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召开前，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大使刚刚重归西德首都波恩。

    勃兰特之所以“讨好”阿拉伯诸国，缘于当时的西德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对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较为依赖，而且，这些国家也是西德工业制成品的大买家。释放3名“黑九月”成员，就是为了告诉阿拉伯方面，西德政府的政策不会因慕尼黑惨案而改变。正如弗兰克直言不讳地指出，“黑九月”组织若（因3名成员被捕）继续对德国发动恐怖袭击，将危及德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和睦关系，进而危及德国的能源供应与产品出口。

    当然，在向阿拉伯世界示好的同时，敷衍以色列的“面子工程”也得继续做。此后不久，勃兰特公开承诺，“绝不向恐怖主义屈服”。然而，这番话的可信度要打个大大的问号——资料显示，西德外交部的中东事务专家赫尔穆特·雷迪斯的确同巴解组织接触过，但只是要求后者不要在西德的土地上，或针对西德公民实施暴力活动，“巴勒斯坦应尊重西德的公共安全，不在西德境内开展行动，不攻击西德在海外的设施和公民，这点最重要。”

    次年1月，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发话，称“郑重决定”遵从西德政府的要求，条件是西德准许他派一名代表常驻波恩，这名代表将帮他保持对在德巴勒斯坦人的影响力，而巴勒斯坦侨民的捐款，恰恰是巴解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勃兰特对此满口答允，1975年，阿拉法特的心腹阿卜杜拉·弗朗机成为“巴勒斯坦信息办公室”驻波恩负责人。

    “绥靖政策”成效几何？

    那么，号称“阿拉法特传声筒”的弗朗机又是个什么角色？实际上，此人与“黑九月”组织有密切联系。据称，在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当天，“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曾多次试图通过电话与弗朗机沟通。后来，以色列强力部门在针对慕尼黑惨案策划者的“青春之泉”报复行动中，也把弗朗机列为暗杀对象。1972年10月，弗朗机差点命丧摩萨德之手。

    大难不死的他常驻波恩后，在西德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长袖善舞。勃兰特、沃尔特·谢尔（1974至1979年任西德总统）和赫尔穆特·施密特（1974至1982年任西德总理）均与其过从甚密。1974年西德世界杯期间，弗朗机更是大出风头，向西德政府承诺“无须担心恐怖袭击”，底气十足地宣布（巴勒斯坦）“根本没有此类计划”；他还告诉德国人，只要有事，就能在老丈人家找到他（弗朗机之妻是德国人），俨然成了西德政府的“编外幕僚”。

    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西德政府与巴解组织的密切关系，即便在阿布·达乌德落网后也不见削弱。达乌德是慕尼黑惨案的策划和指挥者，1977年在法国落网。法国政府询问西德是否有引渡达乌德的意向，后者不想卷入这潭浑水，遂建议法国将达乌德直接交给以色列。   

    问题在于，法国也不愿得罪巴勒斯坦，最后让达乌德去了阿尔及利亚，逍遥法外。

    此后，西德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又有何发展呢？因为相关档案尚未解密，人们只能根据西德驻贝鲁特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内容加以推测。1980年6月14日，负责与巴解组织打交道的西德联邦刑事调查局（BKA）官员，与弗朗机之友、名叫辛迪的巴解组织军事指挥官密会。辛迪抱怨道，西德政府与巴解组织暗中媾和的情况已被外界注意到，巴方怀疑是西德方面走漏了风声，他还警告BKA，今后两家“或者更加谨慎地联系，或者干脆不再来往”。

    西德政府对巴勒斯坦的“绥靖政策”收效怎样？这个谜团同样没有明确答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73年1月阿拉法特做出承诺后，西德便再没有成为恐怖袭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