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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军方的了解，就像对月球表面的了解那样少。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军方——我们爱死他们了。我们只是不知道谁在军队里，他们做什么工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对那些加入军队的人有什么影响。
军方时常被误解？
评论员老生常谈地哀叹民众和军方之间的鸿沟，并承认鸿沟正扩大为海峡。正如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这样告诉杜克大学的听众，“对越来越多美国人来说，在军队服役，无论多么值得钦佩，都是别人的事。”即使在“后9·11”的爱国热情下，只有1.5%的美国人在过去10年服役。
国会中退伍军人的数量，比“二战”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少，很多人担心军队与精英的分离尤其严重。如今，只有1/3的常春藤毕业生加入军队。更主要的是，军队人员来源不均衡，多数来自乡村和南方。
正如汤姆·里克斯在他1997年的著作《缔造军队》中所说，军人总认为自己与一般市民不一样，整体来说，比普通人优越。而且军人觉得自己被误解了。
2011年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麦克·米伦告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尽管公众支持军队，“我恐怕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同样的，《军事时报》2012年的年度调查发现，超过75%的现役和预备役军人认为，“军队这个群体和国家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共同点，而且大多数民众不理解军队”。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白天的工作是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大学教书，我可以保证，美国交叉学科的学者肯定会这样评价我的工作——“大学教授这个群体和国家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共同点。而且大多数民众不理解大学教授。”
我99%的同事都会同意——从某些角度看，他们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这个问题改写成警察、护士、垃圾场司机、小学老师、剧作家或者飞行员，我想都会得到相似答案。我们都被可悲地误解了。
不过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都不能完全代表美国民众或者是被美国人完全理解的事实，并没什么奇怪的。那么，为何要强调军队和民众间的鸿沟呢？
谴责军民罅隙的3个论点都是狗屁
这些谴责军民罅隙的人的第一个论点，是军人为我们牺牲了自己，国家理应更理解他们。前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伊克·桑戈尔顿写道，美国人需要更多意识到“军人做出的牺牲带来的长期影响”，“现在公众没有表现出对军队应有的尊重”。
这个说法有很强的情感吸引力，但归根结底感性超过理性。不管怎么说，今天部队中的军人都是志愿者，并非应召入伍者。正如飞行员、渔夫、矿工、农民一样，或者更像在战乱地区的记者和人道主义援助者，军人因替整个社会冒危险而获得报酬。
美国人需要保护，不受外部进攻——但美国人同样需要食品、房屋、交通和振兴的经济。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市民应格外理解军人，或仅仅因为军人的工作涉及危险和困苦，就得特别尊重他们。那我们是否也该尊重飞行员、渔夫、矿工，和其他那些从事危险且不愉快工作，同时还给社会提供公共福利的职业呢？
相信我，冒险且不愉快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低报酬，少福利，工作时间不规律还要长期离家。环卫工作者可以在家附近工作，但他们还是成为“年度十项最致命工作”中的一个——而且谁愿意每天和别人的垃圾打交道呢？
支持第二种论点的人，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大卫·肯尼迪。他说，“人们越是关注军队，做出武力决定的机会就越少”。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与军队都无关时，国家就更容易加入血腥冲突中。
这种论点也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如果是你的配偶或孩子被派到冲突地区，你就会花更多时间思考为什么要这样，以及替代的可能——而且你很本能地要求政治决策者也这么做。
逻辑上讲，市民与军队关系越密切，越会质疑诉诸武力的必要性。除了直觉上的吸引力，我不认为有很多证据可以佐证这种假设，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在一战战斗的那一代人，并没有阻止二战的爆发，而战后的美国很难说没有参与到血腥的国外战争中去。
相反地，尽管现在美国人在军队服役或有亲属在军队服役数量减少了，但美国人动武的冲动比之前几十年少了：军队利益比美国历史的早些时期宽泛许多。而且美国民众对用军人生命冒险的容忍度也变得更低。
二战中，美国失去了30万士兵。在朝鲜战争中，这个数字接近3.5万，在越战中，接近5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近10年的战争中，我们一共有5000人丧生——这种缓慢的流血，加重了民众对于两场战争的不满。美国人和军队的联系可能没有前些年紧密，但他们确实更不愿意看到美国人的热血洒在国外土地上。
第三个常见的观点，是关于市民社会对军队的控制。“市民社会与军队之间距离增大，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保罗·肯尼迪警告说，“没人关心的退伍军人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得以上台，这就出现在市民社会和部队互相误解的基础上。”
肯尼迪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这个观点对我来说一向都讲不通：二战前发生在德意的事情，和今天的美国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市民控制军队，只是美国军队深已为然的文化上的承诺而已。
最后，我对于这些论点深表怀疑，因为我从不认为鸿沟是个麻烦。我当然认为它也有问题，但不是这些通常提及的原因。
如果说军民鸿沟真有问题，那么在国家层面，高级军官和成熟政治家在战略、危险评估和问题界定等方面受到的教育，有着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经常将高层决策者引领到无法相互理解的崩溃边缘，最后导致糟糕政策和不一致策略的出台。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