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温暖”活动如何支持了市场经济发展

    “送温暖”活动是中国政府对新都市贫困人口（主要针对下岗工人）进行的关怀和帮扶活动。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助理教授Jie Yang在Ethnography期刊上发表了她对北京某手表工厂进行田野研究的论文。她以“送温暖”活动作为案例表明，执政党通过情感性和治疗性的活动，弥补了自身因为市场经济转型而在工人群体中失去的合法性。

    下岗工人是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本计划经济的职业保障和公共福利待遇，生活变得贫困。因此，很多工人对改革产生不满情绪。送温暖活动正是在这个背景诞生。在作者所调查的工厂里，送温暖活动被用来缓和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她认为，从话语的角度，“送温暖”主要有以下几项特点：

    第一，在送温暖活动中，组织将自身与下岗工人之间的互动，设定在一个“治疗性框架”之下，将下岗工人从一个拥有权利的主体转化为需要关怀的客体。最典型的说法是“我们明白你的不幸遭遇，但至少政府还是会照顾你”，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工人需求的重新定义和筛选，将其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结合起来。

    第二，国家运用“人情”这个日常生活常见概念，作为对下岗工人生活困难的同情回应。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维持了自身存在的重要性，也在模糊“人情”背后的政治控制机制。送温暖活动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责任，突出政府的仁善一面，将国家打造成一个“有感情”的国家。这种感情和温暖被描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性，从而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此，送温暖活动有助于修补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破损的“国家—社会”关系，加强执政党的合法性。这种情感性的描述，也诱导下岗工人只关注政府对自身的关怀，而忽视了他们作为经济转型牺牲品这个事实。

    第三，送温暖活动将下岗工人维持在一个“边缘性群体”的地位。政府通过逢年过节给他们分发生活用品，暗示他们是市场经济的被淘汰对象，缺乏在市场竞争里生存的能力，所以需要国家的“特殊照顾”，给予他们特殊分配。这和西方国家应对失业者的做法截然相反。在西方，国家总想方设法减少失业者的边缘性，强调他们与社会主流群体无异，并尽力制造工作岗位把他们拉回就业队伍。但在中国，为下岗工人安排工作岗位被视为一种新型的送温暖活动。无论这个工作收入多低、多不稳定，下岗工人只会把它与政府的关怀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反抗的话语被消解。

    第四，在手表工厂的管理层眼里，男性工人比女性工人和农民工更容易受到送温暖活动的关怀。原因是男性下岗工人更容易成为不稳定因素，更敢于用反抗的方式表达不满从而扰乱稳定局面。这也暗示着送温暖活动其实是政府在选择或者“定义”参与者和受益者。

    尽管送温暖活动主要是政府运用话语权力对下岗工人进行安抚和控制的一个手段，下岗工人也利用同样的话语路径表达自己不满。在作者看来，这种方式就是“哭穷”——抱怨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好。她详细记叙了一位领导干部是如何运用说服技巧和一位哭穷的下岗女职工打交道。这类对话是以一种日常聊天、拉家常的方式进行，避免了涉及权力结构、阶级分级等政治话语的争论。干部运用“感同身受”话语和权威话语体系引导了整个谈话，把重点放在女职工的两位儿子不孝顺之上，劝导不孝顺是“常见现象”，干部本人也很理解。之后，干部再用权威话语责备了那女职工儿子没有尽到道德责任，而且她还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了政府会履行这个责任。通过这个过程，干部为政府树立了“父母官”的形象，暗示他们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当话题转移，女职工开始抱怨自己拿到的医疗福利不够的时候，作者认为，这时话语体系已经从“哭穷”转移到“讨价还价”。干部则马上从日常聊天模式切换到正式的语气，告诉女职工组织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开会解决。

    作者认为，送温暖活动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象征性关怀，但减少了下岗工人的不满，掌握了他们的活动和想法。在中国转型的宏观过程中，送温暖活动实际上也支持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它让市场经济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包裹下顺利发展。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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