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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22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想让朝鲜也时尚的女人死了

○作者 Jamie Brickhouse ○译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2年08月22日   40 版)

    美国传媒界的传奇人物海伦·格利·布朗生前与本文作者(右)合影

    终年90岁的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于8月13日离世,她是作家、传媒人、商人,更是女强人的典范。其金句言犹在耳:“好女孩进天堂,坏女孩无处不在(Good girls go to heaven,bad girls go everywhere)。” 

    海伦掌舵美国赫斯特集团的最知名时尚杂志《Cosmopolitan》47年,同时曾出版10部著作,倡导现代女性独立自主,是传媒界的传奇人物。

    她叫所有人“小猫咪”,但当我们第一次共进午餐,她说“我为赫斯特(编者注:已故美国传媒大亨威廉·赫斯特)赚了几百万美元,小猫咪,几百万”时,我觉得我是她生命中惟一的“小猫咪”。

    我仿佛仍能听到她的声音,她习惯通过音调和语气突出重点,听起来就像她每天在有“Cosmopolitan”字样抬头的信纸上,用打字机打出的有斜体和下划线的文字。她从不用电子邮件。

    我是海伦·格利·布朗2000年出版的新书《重回狂野:我生活的片段和一些大胆想法》的出版人,那是穿着菲拉格慕高跟鞋的她,辞去《Cosmopolitan》主编几年后的事。

    赫斯特并没有让她彻底离开(或者是她不肯彻底离开赫斯特),而是让她成了国际版主编,去启发世界贫困地区的妇女。

    她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创外文版《Cosmopolitan》,比如塞尔维亚、乌干达以及越南。在她写给我的所有小纸条中,有这样一个:“明天飞去朝鲜开办Cosmo,为什么不呢?”

    78岁时,她对于年轻的执拗和保持平坦小腹的名气,甚至大过了她帮助女性“拥有一切”:事业、男人和性高潮。当她用手抓着吃完沙拉,我们谈起出版竞争和她关于衰老的至理名言。

    “小猫咪,当人们问我上年纪有什么好处时,我回答‘没有!变老一点都不好’!”

    工作是她惟一的选择,她是至死不渝的职业女性。“他们让我在纽约郊区度假胜地汉普顿买栋房子,休个假,但是一切太晚了。我太热爱我的工作了,停止工作我会死的!”

    “咕咕”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派,但她对电子邮件的态度没有跟上时代。信——手写的或者打字机打的,是她最喜欢的沟通方式。每次我的助手把“Cosmopolitan”抬头的信纸放到我桌子上时,我简直垂涎欲滴。我愿意拿任何措辞不当的电子邮件,去换她亲手写的信。

    “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狂野,我们待在伦敦的时间重叠了一周。”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我对你业务的专业程度非常着迷,也许你下次能告诉我如何传授你所做的一切……我觉得这是遗传的。”

    “生日花太可爱了,大大的白色百合,绿叶掩映的红色郁金香——它们中的一些还没有盛开,所以可以放很久,可以让我高兴好一段时间呢。”

    “想象一下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两页新书简介,真的?真的?真的!我想你,你不能不在我的生活里。”

    除了“爱你”,她通常会在信尾写上“最最好的”,或者“永远最棒的”。

    她写信的方式总是显得多情,所以当我困惑她名字中的“格利”时,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咕咕”这个称呼。作为一个喜爱形容词和生造词语的人,她并不介意这个称呼。

    当我要给知道她的朋友写信时,我就“绑架”了她的风格——“咕咕多情风”。我甚至用“咕咕多情风”给她写过一张感谢卡,她非常喜欢。

    偶尔我们会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当时她还在赫斯特大厦一层办公。我沉醉于她办公室的每一个微小之处,豹纹地毯,印花棉布沙发,带有手绣格言的抱枕(“女人就像红酒,越久越醇”、“好女孩会去天堂,坏女孩无处不在”),橄榄绿的打印机,这一切被粉色墙壁包围。

    在撰写《重回狂野》的那些日子里,咕咕和我亲近起来——不是暧昧,只是亲密。有一天开车参加早餐会,她摘卷发夹子时,我就坐在她身边,她把摘下的夹子放入香奈儿手包里。摘下最后一个夹子时,她后面稀疏的头发有些不平整。

    “咕咕,你头发后面没弄好。”她慢慢转过身递给我梳子和很萌的眼神。我看看梳子,然后看着她。“小猫咪,你介意帮忙吗?”

    我补救了她的头发。

    这一天以14个小时后上东区的读书派对结束。随后她寄信给我,感谢我在派对上的合影。“那天真忙活,不过我觉得你做得特别棒。也许我会开始喝‘螺丝刀(编者注:一种鸡尾酒)’了……那天喝的是‘螺丝刀’吗?” 

    似乎没人在意咕咕“再次狂野”,那本书没有大卖。我把精力转移到其他书和工作,而咕咕还是在赫斯特工作,但我们保持着联系。我住的公寓离她的公寓只隔一个街区,在“9·11”后地铁关闭那段时间,她上班时曾让我搭她的“大奔”。

    她会因为收到我的感谢卡,而给我寄感谢卡:“你可以随时搭我的便车,你让我驾车时没那么无聊。而且你长得那么帅,让人们看到你坐在我的车里是件得意的事。认真地说,你可以随时这样做,这是真诚的邀请。我们的生活中有你真好……我们期待着下一次搭车之旅。”

    我再没有搭便车。两年前她的丈夫大卫去世时,我寄给她一封悼念信,非常真诚,而且是用“咕咕多情风”写的。

    当我收到她给我的便条感谢我的信时,我很失望。便条是手写的,但内容很普通,完全没有她标志性的下划线和惊叹号。它促使我参加了后来发现是我们最后的午餐。

    尽管有传言她头脑已糊涂了,她还是继续去赫斯特大厦的办公室。这栋新建的大厦已是曼哈顿区的标志建筑了。

    藏在37楼转角处的,正是我记忆中的办公室——布艺沙发,手绣抱枕,打字机,豹纹地毯,就像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室。只有三面粉色的墙,第四面墙现在是玻璃,咕咕显得像是玩具屋里的小雕塑。

    她坐在办公桌前等我,穿着粉色套装和菲拉格慕高跟鞋,《重回狂野》的封面照片放在她的桌子上。我带给她一份礼物,是肯尼迪总统逝世后,杰奎林收到的吊唁信合集。

    “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因为你就是个了不起的写信人。你知道,写信的艺术几乎失传了,现在人人都用电子邮件联系。”“什么是电子邮件?”

    剩余的午餐时光她一会清醒,一会糊涂。她知道我是谁吗?当我到时间离开,她打开香奈儿皮包,拿出一封信让我把名字和电话写上去。

    “咕咕,这是我寄给你的悼念信。”

    “我知道,小猫咪。这封信太美了,我一直放在身边。”

    □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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