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总统不好当

    美国总统的战争权是否被滥用了？做战时总统是件风光的事儿吗？针对这些被热议的话题，本书的解释称得上“非主流”。

    美国宪法有个绝少被意识到、却非常少见的特点，那就是它并未包含战时紧急权力的具体条款。反观法国宪法，它的第16条就写得很明白，在“国家独立受到严重和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在宪政公共部门的正常运作被中断的情况下”，总统有权采取任何措施。

    简而言之，尽管美国宪法中有一些零散条款涉及对叛乱和战争的处理，但没有就危机下的领导职责做专门规定。开国元勋们受历史条件限制，只能把这个问题交给后人处理。

    1861年，南方各州扬起反旗。林肯在危急时刻声称“战争权”属于他自己，依据是宪法第11条的内容，即总统作为总司令的使命及其“维护、保护和捍卫宪法”的誓词。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林肯的先例被沿用下来；到21世纪，“总统管打仗”已成共识。

    可是，在最近十年里，就总统可以“随意”发动战争的指责，令争议再起。事实上，这本《难以捉摸的胜利》就是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余波中动笔的，作者安德鲁·鲍斯基期望，它能在政治批评类著作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最后完成的反倒是一本挑战主流观念的书，不满足于宪法层面的是是非非，也没有跟风批判总统们的权力过滥。

    “先斩后奏”实为不得已？

    本书的许多观点都和笔者先前的认知相悖。按照鲍斯基的说法，尽管发动战争能让总统的支持率在爱国热情烘烤下不断高涨，但没有谁真正乐意打仗，因为战争更容易导致总统连任失败。为此，作者引用南北战争、一战、二战、越战、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例子，呈现出总统在行使战争权时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该书给大肆颂扬总统尚武精神的“英雄史诗”泼了盆冷水，同时，也对某些自由派人士“总统好战导致行政权恶性膨胀”的说辞大唱反调。

    在鲍斯基笔下，看似风光无限的战时总统都是些传统的政治家，被难以驾御的国会和自行其是的军队将领搞得焦头烂额，还得花很大精力压制在野党的异议，防止后院起火；他们对战时同盟国和战争本身施加的实际影响力，往往也是微弱甚至无效的。

    书中的另一个观点也相当有趣：战争越是旷日持久，总统的行动自由就越少。所以，战时总统们不得不一次次“先斩后奏”，然后才逐渐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烂摊子到底有多大。“总统之所以投身战争，是因为他们觉得只剩军事手段堪用，可以完成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可惜，大量的实例都以功亏一篑收场，有时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些政治目标绝不局限于军事胜利，往往涉及更宏伟的蓝图。“请想一想，伍德罗·威尔逊赋予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自决权，罗斯福建立了包括所有大国（连苏联也没落下）在内的良性自由秩序，小布什呢？他至少重建了伊拉克。”这些结论与总统们在国内议题上的左支右绌相映成趣，让鲍斯基发出了他的一家之言：战时总统不是太强势，而是太弱势，尽管政体和人民给了他们一些权力，但他们最终还是要被无法控制的内外因素摆布，同时受到千夫所指。

    今后，开战会越来越难

    在白宫对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愈发谨慎的当下，《难以捉摸的胜利》肯定会招来不少非议。鲍斯基的个案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公开的二手资源进行的，这让批评家很难挑出事实性错误，但以笔者之见，他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仍有两个方面受到了主观意识的影响。

    首先，书中把伊拉克之战定义为“抉择之战”，这导致作者不得不从以往的更多总统身上寻找相同的逻辑。遗憾的是，尽管这些案例很微妙，也颇具启发性，但它们并未充分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历任总统们觉得，自己除了战斗，已别无选择。

    其次，鲍斯基认为，有些总统没能尽早把注意力放到战后规划上，他由此展开的批评，苛刻得有些不讲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书中的叙述忽略了战争爆发的偶然性——换言之，对战时总统们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容易享受到“把注意力放在和平建设上”这份奢侈。历史学家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当未来依旧被迷雾所笼罩时，从过去的不确定性中发现规律。战时总统通常不能自由地选择自身的角色，自然无法看得更远，鲍斯基应当能理解这点。

    “战争时期的政治领导人面临多重而艰巨的挑战，问题的复杂性很可能超出人类的解决能力。”现实因素而非宪法争议，将导致未来的总统在战争问题上更加首鼠两端——也许，这就是鲍斯基通过这部不寻常的专著，试图向我们传达的信息。笔者不禁设想，如果以前的总统们看到这本书会怎样？比如，1861年4月的林肯是否还会攻打萨姆特堡（编注：南北战争由此爆发）呢？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