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和惩罚的时代

    鲁珀特·默多克取消了在伦敦的夏季聚会。这曾经是踌躇满志的政界人士不可错过的聚会。如果新闻集团这位老板今年照常举行聚会的话，他将变成孤家寡人。曾经在唐宁街备受欢迎的默多克因为电话窃听丑闻而被烙上了难以抹去的污点。

    丢人的并非只有这位传媒大亨。最近我们目睹了巴克莱前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戏剧性地被迫下台，不过早该如此了。此前，该银行承认存在不当操纵市场利率行为，并为此向监管机构缴纳了2.9亿英镑罚金。

    英国银行家协会对默多克的用意心领神会，也取消了自己的夏季聚会。银行家们没有开香槟，而是承诺将“放长眼光，认真‘思考’我们的集体行为”。自金融危机致使经济陷入困境，至今已经4年了。

    伦敦自诩为全球金融中心，戴蒙德曾是代表这种形象的一个典范。当他最近收拾东西走人时，政界人士、还有我都会猜，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大概都会为此欢呼吧。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谈到了这一“令人震惊和离谱”的行为。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戴蒙德的离开对于巴克莱和这个国家都是一件好事。英国现在可能重新发现了“一种责任文化”。

    眼下正在进行的，是围绕“可接受的行为标准”而展开的亟需的重新评估。你可能会说，经济紧缩在全国开启了一个“真相与调和”的过程，只不过，在达致调和状态之前，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经济繁荣时期的天之骄子们，到了经济衰落时期就变成了千夫所指。在这样的转变背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繁荣年代里，所有人都有钱，恣意放纵的行为受到赞美，达明·赫斯特和翠西·艾敏之流被视为严肃艺术家。答案很简单：英国错误地以艺术鉴赏作为确立道德规范的准绳。

    政界人士成为首批站在被告席上的人物，他们被发现虚报费用。虚报的数额并不大，但若干议员被判入狱，一些人引咎辞职。更多的人——包括卡梅伦——极其难堪地退还了他们收到的用于装修第二处住宅的纳税人支票。

    公众谴责的目标并不只是报纸、银行家和政客。投资者和普通员工已经意识到，英国很多公司的董事会表现平庸，收入却高得离谱。一些高薪但表现糟糕的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其他人得到这样的警告：“无论怎样都是我赢”的高管薪酬模式的末日即将到来。

    直到不久前，常被用于避税的离岸信托和服务公司还被视为现代市场经济惯有的一部分。迷惑税务当局并节省几百万美元曾是一种聪明的把戏。公众情绪已发生变化，激进的避税现在等同于窃取福利，受害者是诚实的公民。

    抛开默多克旗下员工进行电话窃听并涉嫌贿赂警官所涉及的行业犯罪行为不谈，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共同的脉络。在繁荣时期，我们依据一种假设来界定行为标准：任何仿佛合法的事情大体上就是可接受的。操纵市场、避税、篡改报销凭据以及将不应得的奖金收入囊中——好吧，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做吗？

    紧缩打乱了这种界定。金融危机的代价由努力工作的劳动阶层承担。如今，事实证明，用纳税人的钱进行赌博的银行，原来也在向他们销售欺诈性的保单。富人的骗税行为现在被认为给其他所有人都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一些人仍难以认同这点：对于很多人而言，艰难时期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少数特权人士的审查。戴蒙德就是其中之一。今年早些时候，前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被剥夺了爵士头衔。

    那么，所有这些的后果将如何？默多克英国报纸业务的犯罪行为将接受法庭的裁决。一些曾经有权有势的人物将变成阶下囚，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莱韦森勋爵带头进行的公共调查应给媒体带来更高的行业标准。至于银行业，戴蒙德的退场为伦敦金融城在文化和操作惯例上的真正变革提供了契机。利润和诚实并非一定互相排斥。

    英国政府是否会抓住这个时机则非常值得怀疑。人们原本可能希望，身为保守党人的首相会借机提出一种更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模式，提倡社会责任以及个体企业和利润动机。遗憾的很，卡梅伦对他的首相任期缺乏任何具有条理性的打算，因此处处受到环境的掣肘。因此，目前看来，英国正处于一个以“真相和惩罚”为特征的过程。要达致调和还有些距离。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