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2011年,中国有4亿5700万网民,据估计这个数字在2015年将增长到6亿5000万。
澳大利亚学者詹姆斯·雷柏德在《孤独的博客:中国网络的民主虚像?》一文中,讨论了网民在网络上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影响。他对博客的定义包括普通博客、微博客和论坛,三者在他眼里都是重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它们开放又私密,既能够让网民参与全国性的网络讨论,也能够让一群有共同爱好的网民在网络的某个角落共享自己的乐趣。
和对西方网络参与的讨论不同,中国的网络“革命”似乎被美化了,学术界几乎是一边倒的言论:网络爆炸对中国社会的转变是积极性的,网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更简便的公民参与。有趣的是,哪怕这些学者自己的微博被删除了,他们依旧持有这种乐观态度。但雷柏德不这么认为,他和一些专门研究社交网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学者一样,认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就如很多高科技一样,网络本身是中立的,可塑的,”“根据当下情境和已有的社会情境不同,网络亦正亦邪。”
根据社会调查和自身经验,雷柏德认为,中文网络空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网络空间没什么不同:一样地输出着肤浅的内容,有害的谣言,以及一个个封闭又排外的小圈子。
几乎所有的调查都表明,网民们使用网络的目的大多是娱乐和社交,而不是政治参与或是社会批评。在2009年到2011年几份不同的调查中,结果无不如此。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调查显示,82%的网民主要使用网络的搜索功能,79%用来听音乐,77%看新闻,77%主要使用即时通讯软件,67%打游戏。软娱乐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将中国网络描述成一条“娱乐高速公路”,而非“信息高速公路”。
在雷柏德看来,这种说法的强有力的证据是,在百度中搜索“章子怡”或者“赵薇”得到的信息,比搜索“孙中山”或其他领导人要多得多。
事实上,除了没有那么多色情内容外,中国网络空间的内容分布和美国并没有太大区别——娱乐为主,政治和其他严肃的内容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中国网络空间中粉丝数量和浏览量最多的分别是股神徐小明、大众心理学家苏芩、微博女王姚晨——在雷柏德看来,这些数据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网民大多数对政治缺乏敏感,并支持政府对网络空间所做的必要管辖。“在百度头条转一圈,你会发现一些严肃的讨论,比如一线城市房价下跌,”他写道,“但更多的是风流的内容,比如潘霜霜第三波照片,剩下的则是怪诞,比如接吻咬掉了舌头。”
就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担心的,雷柏德并不否认网络可能成为“电子鸦片”,间接地降低中国青少年的素质。但和那些道德指责不同的是,雷柏德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网络娱乐的广布散播使原本会思考,会想一想不同意见的人沉迷在了这种便宜简单又充满刺激的消遣方式之中,而使唯一剩下的那一点独立思想也丢了。
另一种让许多学者担忧的网络现象则是谣言。和美国盛产的阴谋论相比,中国网络上的谣言散播借助于网民的“无知、误解和对数据盲目的追从”。从SARS时的抢醋,到日本福岛事件的抢盐,谣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辟谣和阻止谣言的产生,但网民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反而导致了辟谣对谣言散播的火上浇油。
具有中国特色的人肉搜索引擎,更是代表了网络的混乱:使用得当,人肉搜索将对公民参与和监督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更多的时候它的威力被用在琐碎的,甚至基于谣言的事件上。复旦大学教授于海认为,如果没有隐私法的干涉,人肉搜索终将变成中国的凌迟暴民(lynch mob,美国人权运动时兴起的反人权运动,主要表现为一群白人直接把一个他们判定有罪的黑人绞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网络充满了言语暴力,“这里没有逻辑和规则,如果你骂得过你的对手,你就赢了。这种非理性的气氛是如此的浓,哪怕你是一个以理性而自豪的人也不能避免被他们拉下水。”
综上所述,人们对网络不再抱有信任,调查显示认为网络上的信息可靠的人群从2003年的52%下跌至2007年的26%。与此同时,84%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应该被管理,85%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应该是网络的管理者。
雷柏德认为,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中国网络空间的暴力倾向,使得将近一半的人不再相信网络给与人们力量。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的网络和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中描写的一样:
“群众从来不渴望真相,他们对不合他们胃口的证据毫不理睬,并宁愿追寻和美化错误,如果这些错误够吸引人的话。任何能提供给他们一个精彩的情绪化的幻象的人马上可以变成他们的主人,而任何试图说服他们不要相信幻象的人是肯定会被排斥和抵制的。”
在文章末尾,雷柏德问道:网络时代在中国,到底和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区别?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谷歌在令美国人变笨,为什么百度不可能让中国人变笨呢?与大多数的学者谱写的网络赞美歌不同,雷柏德指出了网络在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危险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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