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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朗文坛的代表性人物，马哈茂德·多拉塔巴迪的几部作品至今未能推出波斯语版本。这位来自乡间的作家称自己不想对抗政府，只希望后者允许百家争鸣。
1974年的一天，在被巴列维国王的秘密警察拘捕后，马哈茂德·多拉塔巴迪想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审讯者的答复是：“没罪，但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危险分子都看过你的小说，因此，你就是挑衅政权的家伙。”此后30年，伊朗经历了革命与神权统治，现年71岁的多拉塔巴迪继续笔耕不辍，完成了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刚刚在美国出版的《上校》。但有一点始终没变：德黑兰的当权者一直将他的作品视为不安定因素。
今年春天，来纽约参加“世界之声”国际文学节时，多拉塔巴迪告诉记者，“身为作家，我走的是一条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其中必然包含很多不曾被触及的历史片段。这要求我有足够的耐性和毅力，对生活别抱过分的期望。”描写1979年革命及其后果的《上校》是很好的例子。主人公是一位伊朗军官，有5个孩子，他们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而且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全书开头的一幕是，这位军官在一个雨夜为小女儿收尸，后者是因为抨击当局而遭折磨致死的。
去年秋天，《上校》首先在英国面世，《独立报》评论称，该书是对“一个被道德扭曲破坏的社会”的有力写照，“即使最不关心伊朗的人也该读读。”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伊朗国内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把它藏进抽屉里。”多拉塔巴迪回忆道，他担心自己会因此被政府列入黑名单，而干扰其他作品的创作。
“我不想让《上校》引起外界注意，他们搞不好会让我坐牢或者不让我再写作。当时的我已无法在大学教书了，这样也好——我可以安心在家创作更大部头的作品。”
结果，《上校》先有了英文和德文版，却没有“经授权”的波斯语版。3年前，多拉塔巴迪曾向国家文化指导部提交手稿，一位副部长仔细看过后告诉作家：“是个不错的故事，但……我们所理解的革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有关部门没有允许《上校》出版，也没有明确说不行，事情就此陷入僵局。当然，这不妨碍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复印并传阅之。
当然，多拉塔巴迪并非纯粹的“地下”作家，在伊朗国内，他公开出版的最著名作品要数全10册共3000页的《科利达》。官方的《伊朗百科全书》称赞其以“英雄、抒情和感性的语言”讲述了库尔德游牧家庭的传奇，因对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生动写照而广受好评。美国塔夫茨大学中东语言和文化教授卡姆兰·拉斯提加指出：“马哈茂德始终关注社会问题，研究穷人和被遗忘群体的复杂经历和伦理困境，将世界的残酷与波斯语的抒情结合在一起。”
尽管多拉塔巴迪在伊朗家喻户晓，《上校》只是他在美国推出的第二本著作。2007年上市的《失踪的索鲁奇》的大纲成型于作者服刑期间，以乡村为背景，描写了一位贫困的农妇在丈夫神秘消失后艰难求生的故事。他于1976年获释后，仅用70天就完成了这部作品。
多拉塔巴迪出生在伊朗东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呼罗珊省，小时候跟父亲下地干活、劈柴，往市场送水果。他打小喜欢读书，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我在屋顶挑灯夜读，《战争与和平》就是这样慢慢看完的。”在父亲鼓励下，他14岁离开故乡前往德黑兰，做过鞋匠、理发师、自行车修理工、采棉人和电影院收票员，最后被剧团相中成为演员。
当被问及“做粗活是否为写作积累了素材”时，多拉塔巴迪显得很坦诚，“不，只是为了糊口。”最终，因为演艺活动与文学创作存在交叉，他才开始写小说和剧本。“也许是当过演员或天性使然，他对民俗的记忆力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可以通过吟诵诗歌和听民间故事自学成才，”在《伊朗当代文学笔会文集》主编纳希德·穆萨法利看来，“多拉塔巴迪的成长轨迹显得特立独行，多数伊朗作家是城市中产阶级文化人，他真的与众不同。”
至于《上校》的波斯语版本，一些人建议多拉塔巴迪绕开政府限制，通过非正式渠道私下发行，但遭到后者回绝——尽管障碍重重，他宁愿走法律途径。“我的理念、我的工作方式不是对抗性的，我想继续写作，做伊朗自己的小说家。”他一再重申：“我写东西只是为了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不想与国家对抗。事实上，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家在体制内搞创作其实是政府的幸事。允许百家争鸣必须成为我国的既定规范和实践，而不应该是‘我要封杀你，不服就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