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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20世纪的科学史充分表明，某些促成进步的因素如战争，不一定能获得正面的价值评判。
科学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把复杂的东西转化为容易理解的、可控制的概念。科学史作家乔恩·埃加的新书综合了该领域人士的最新见解，内容犹如万花筒。在阅读过程中，你可以看到田野生物学家对挪威旅鼠数目的考证，看到物理学家对云室中的介子轨道的观察，还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学分析的等式和关于世界气候的计算机模型。
促成科学大发展的因素来自现实。正如埃加先生表述的，在20世纪，最主要的因素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科研经费，改变了科研的组织基础、政治环境和学科地位。战争与科学较不明显的联系也受到关注：人类曾把精神分析学引入军医院，用于治愈炮弹恐惧症；相对论引发的则是浮士德式的悲剧——原子弹的诞生。
在装帧精美的封面上，核爆产生的蘑菇云代表的正是科学的力量。纵观全书，埃加对科学在“控制”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着墨甚多。相信读者会有点惊恐地发现，许多人觉得“缺乏（对别人的）控制”是相当严重的情况，视科学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源。
上世纪20年代，智商测试法的开发者路易斯·特曼，渴望心理学成为“人体工程学”；遗传学家霍尔丹说，优生学家们试图把“警察、教师和拉皮条者”的办公室联系起来；科学的忠实信徒如赫胥黎和H·C·威尔斯，在学术研究中痴迷于“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控制”；洛克菲勒基金会将“性心理生物学”作为自身“人类科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重点扶持；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则试图把人类和机器并入统一的体系。
乍看起来，这些设想似乎像是出自《天方夜谭》。不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类科学”确实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催生了全新的分子生物学。今天的我们得以通过基因控制作物的成熟，甚至通过药物控制孩子的生长，都可以归结于分子生物学的成功。值得一提的还有曾任中国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经历。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官员，在斯大林刚逝世时在莫斯科学习控制论（那时控制论刚被东方阵营接受，之前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后来成为杰出的军工专家。上世纪70年代，在赫尔辛基参加一次关于控制论的会议时，他认识到计算机模型的力量，并设法把这些模型引入中国最顶尖的太空飞行实验基地。
抛开对个别学科的偏见不论，埃加用有理有据的分析，把问题概念化和可控化。任何认真对待科学，希望了解科学的人，都会发现这本书带来了认识并解决问题的新路径。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