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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遭恐怖分子劫持杀害，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黑暗一页。就袭击者是否获得本地极端组织支持这一谜团，各界众说纷纭。日前，长期对此讳莫如深的德国政府解密了部分档案，令“慕尼黑惨案”的幕后故事浮出水面，一名曾参与此案的前右翼分子，也随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封非同寻常的恐吓信
1972年10月27日深夜，当两名新纳粹分子在慕尼黑落网时，他们已将自己藏身的窝点改造成一座袖珍军火库——3支AK自动步枪、6个弹匣、上百发子弹、两支自动手枪、一把左轮手枪和6枚手榴弹，都已调试完毕。两名被捕的青年男性全副武装，沃尔夫冈·阿布拉莫夫斯基把武器藏在腰带里，同谋威利·波尔则身佩两支手枪和一枚手雷。
阿布拉莫夫斯基和波尔都是极右翼团体“大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战斗组织”的活跃分子，警方事先获得的消息称，他们正策划“武装劫狱”。然而，当执法者翻阅起获的文件时，其中一封落款“黑九月”的恐吓信，令所有人震惊。两个多月前的9月5日，正是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旗下的团伙潜入慕尼黑奥运村，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劫为人质，要求释放被羁押的同伴。一番惨烈的枪战过后，所有人质遇害，西德警方的突袭行动以惨败告终，惟一的战绩是擒获3名恐怖分子。象征奥林匹克精神的五环旗，因此带上了血色印迹。
在那封恐吓信中，“黑九月”向负责此案的德国法官发出威胁：“如果继续让以色列情报人员参与对‘黑九月’成员的审讯，复仇将很快开始。”作为德国政府新近公布的档案的一部分，这封信与更多机密备忘录和分析报告一起，向外界展示了慕尼黑惨案的幕后故事，“恐怖组织为何畅行无阻”这一被官方长期回避的谜团，也得到了部分解答。
幕后主使被警方“错过”
据介绍，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两年间，全权负责调查工作的联邦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总共累积了超过两千页的文件，时隔40年重见天日的最新一批材料，不过是冰山一角。即便这样，以《明镜周刊》为首的德国媒体认为，这些密档依然帮助人们澄清了长期以来的疑问：“黑九月”在策划袭击过程中，是否曾与德国本地的极端组织沆瀣一气？
事实上，在德国史学界，一直有人相信，左翼激进组织曾帮助武装分子在慕尼黑藏匿；其中，名声最大的“红军旅”称惨案“将帝国主义的本质曝光于世”的言论，更是助长了外界的怀疑。本次解密的档案并未对此类观点予以支持——1973年初，在发给驻外部门的秘密通知中，联邦宪法保卫局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左翼势力援助了“黑九月”。
当文件提及对上述两名新纳粹分子的调查时，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时年28岁的威利·波尔来自东普鲁士（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他一头金发，不仅深受右翼思潮浸染，还是个前科累累的惯偷。1972年早些时候，曾有一名受害人在指控波尔盗窃的同时，称其同情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并在多特蒙德同一位“阿拉伯长相”的人见过面——后者化名萨阿德·瓦里，警方事后了解到，“黑九月”创始人之一、“慕尼黑惨案”主谋阿布·达乌德才是他的真身。
倘若联邦宪法保卫局和慕尼黑警方正视这则情报的价值，并深入调查，“慕尼黑惨案”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可惜，在已公布的文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关部门对达乌德等采取过防范措施。直到奥运会开幕前几天，达乌德依然在慕尼黑最豪华的伊登沃尔弗酒店自由出入，在房间内对“黑九月”成员面授机宜，还计划从利比亚和突尼斯招募新兵。
新纳粹对袭击了解多少？
波尔和阿布·达乌德的联系，是经在约旦同巴勒斯坦人“并肩作战”的另一名新纳粹分子牵线建立的。长着娃娃脸的达乌德当时35岁，曾在耶路撒冷做教师，薄薄的胡须有几分艺术家气质。他声称，自己不在乎波尔的政见，认为波尔这样熟悉当地情况的盟友，“对我们的未来非常关键”。
在多特蒙德，达乌德请求波尔帮忙买几辆奔驰轿车，后者爽快地照办了。当他想寻找一位伪造护照的高手时，波尔又推荐了一位曾经的狱友，那就是阿布拉莫夫斯基。
据波尔供认，他“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慕尼黑惨案”的前期筹备工作。“我开车拉着达乌德跑遍半个联邦德国，以便他在各地与巴勒斯坦人会面。”在科隆，巴解组织官员还会见了另一群西装革履的客人——波尔认为，他们是利比亚驻波恩大使馆的外交官。当年7月底，波尔又和阿布拉莫夫斯基离开德国，经罗马前往黎巴嫩。
按照阿布拉莫夫斯基向西德国安机关的供述，他和波尔住在贝鲁特附近村庄的平房里。巴解组织官员每晚都会把他接走，目的地是城内的打印店。在那里，阿布拉莫夫斯基精心伪造了多本科威特和黎巴嫩护照，并篡改了用英语和法语书写的入境许可文件。不过，目前尚无直接证据显示，这些假护照和文件流入了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手中。
波尔坚称，此时，他对“慕尼黑惨案”仍一无所知。直到8月24日，巴勒斯坦人才向他透露计划的真面目：“一次壮观的突袭。”虽然波尔不记得曾听到“慕尼黑”，但对方确实提到过劫持人质，称打算用20名以色列运动员交换被关押的200多名巴解组织成员。“他们保证这次行动不会流血，还问我们俩，德国人会对这类事情如何反应。”
设想疯狂 但惩罚轻微
“慕尼黑惨案”发生当天，波尔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帮“巴勒斯坦朋友”料理杂务。在电视上目睹了警方与“黑九月”武装分子猛烈交火、以色列运动员血染现场的全过程后，他再度离开欧洲并返回中东。在那里，巴解组织情报局长阿布·伊亚德告诉他，事情还没结束。据波尔回忆，伊亚德反过来指责说，是西德当局把慕尼黑的行动变成一场灾难，“而且，这意味着德国已经介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成为巴勒斯坦必须面对的敌人。”
伊亚德建议将西德列入恐怖袭击的目标，要求波尔协调新纳粹分子予以配合。仅仅过了几天，一个更疯狂的计划就出炉了。波尔提议，可以考虑占领几座市政厅，并劫持行政官员为人质；接着，大批武装人员将在1972年平安夜冲击科隆大教堂，迫使西方国家对阿拉伯世界妥协。这次行动代号“清真寺”，主要由德国右翼组织派人实施。
10月中旬，波尔和阿布拉莫夫斯基前往马德里接收武器，顺利“提货”后，经巴黎转车返回慕尼黑。幸运的是，由于情报工作得力，他们刚刚将军火安顿好，大队警察便蜂拥而至。除了署名“黑九月”的恐吓信外，在现场收缴的手雷，也成了表明新纳粹与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勾结的物证。警方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强调，这些手榴弹的生产工序极其罕见，是在比利时使用瑞典炸药制造的，与“黑九月”分子杀害以色列运动员时随身携带的完全是同一型号。
那么，恐怖分子袭击奥运村时使用的武器，是否也是经过西班牙偷运进德国的呢？这仍然是未解之谜。波尔表示，这条运输线路是他自己的主意，而且是在奥运会结束后才想到的。至于为“黑九月”提供军火的人，那群曾与他有一面之缘的利比亚外交官嫌疑最大。
另一个费解之处在于，德国法院对波尔与阿布拉莫夫斯基的处罚异常宽大，尽管“在埃森、波鸿和科隆实施绑架”的证据确凿，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调查依然石沉大海。1974年，这两名新纳粹分子仅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获刑，波尔和阿布拉莫夫斯基分别被判处26个月和8个月监禁。更匪夷所思的是，宣判后仅4天，波尔就被释放并逃往黎巴嫩。
时隔40载，当威利·波尔再度现身于公众视野中时，人们发现他早已“金盆洗手”，目前的身份是一名犯罪小说作家，甚至为流行连续剧《犯罪现场》写过剧本。即便是波尔身边的人，也不甚了解他作为右翼“愤青”时的事迹；如果不是政府公开有关档案，更不会有谁意识到，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曾在“慕尼黑惨案”中扮演过如此微妙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