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力量能否对抗现实的强拆？

    近年来，关于强拆、血拆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遭遇强拆的人也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媒体。不过，在解决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过程中，舆论到底能发挥多少作用？

    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者马修·艾瑞 (Matthew S. Erie）针对这一问题，从钉子户着手，在北京进行了两年的调查，并得出结论：网络新媒体已日渐成为约束强拆、促进法治的重要力量。

    作者认为，中国关于财产权的法律并不完善，甚至还夹杂着很多未改良的、粗陋的政策内容，而这些政策往往被用来修饰地方政府在获取土地时的暴力行为。

    改革开放之前，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土地被宣布为国有；1978年之后，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进行，大量土地以法律的名义被“合法”征用。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依据2001年颁布的拆迁条例，即使拆迁被反对，政府也能向地方法院提请“先予执行”，之后再等待法院的最终核准。政府甚至可以在未与住户协定相应赔偿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强制拆迁，然后申请法院批准。法律在这些情况下都失去相应的监督作用。

    同时，因为房地产行业存在着大量的官商勾结的情况，宪法所规定的“公共利益”往往被扭曲，服务于一些利益团体。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公信力正在逐步丧失。在拆迁过程中利益严重受损的住户们，未能从法院得到足够的支持，只能转向获得媒体的关注与帮助。

    2007年，重庆出现了杨家坪拆迁事件，吴苹作为“钉子户”坚决抵制拆迁，并被媒体誉为“最牛钉子户”。在这个以“危房改造”为名义进行的拆迁过程中，吴苹援引宪法条文“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对抗强大的拆迁队伍。而吴苹事件背后的力量，就是有“公民记者”之称的周曙光。他对吴苹的报道，引来了大量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对私权的思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吴苹事件的结局。

    受到吴苹事件的鼓舞，北京的一些拆迁住户也试图通过网络引起媒体的关注。北京奥运当时的一项准备工作，就是旧城的改造和大量胡同的拆迁。胡同的许多居民和租户对于胡同并没有财产权，因此对拆迁也没有不同意见。但那些有明确财产权的住户，也只能接受被迁移到北京远郊的命运。以王世光、徐瑞（音译）为代表的住户们，试图通过引起媒体关注，最终在司法体制中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一方面接受官方的宣传语言，另一方面在官方语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抗议语言。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吴苹一样被广泛报道，并成功捍卫自己利益。在访谈这些住户之后，作者发现，这些住户面临着三个障碍：一，拆迁过程的个人化，也就是说，住户被迫以个人的力量去面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集团诉讼的实际障碍很多；二，网络在低收入群体中的普及率仍然不是很高，阻碍了他们意见的表达；三，很多不满的意见会在网络上被屏蔽，结果阻碍了意见的流通。

    总结而言，作者认为，中国政府部门虽然通过大力度的普法宣传，试图强调中国社会的“法治”，但这些行为大多停留在表面。中国的法治在一些领域，仍然面临着个别严重问题，包括司法独立的缺失，法律执行力的薄弱，以及人们对私权保障的强烈需求。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法律写得很好，但未能完善执行。与此同时，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参与到中国政治当中，可以被认为是推动完善法治的一股积极力量。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政见”观察员 汪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