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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06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2年06月06日   03 版)

    随着中国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尽管人们生活的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感到幸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极端贫穷不会带给老百姓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明白过来,并不是说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由GDP至上所产生的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社会关系紧张等,都与中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

    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说,就是缺少一种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中国传统文明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很快就失去了文化的安静因素。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也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还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士大夫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取财于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尤其士大夫这个阶层极其开放。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农、工还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

    中国文明数千年,尽管皇权不断转换,但社会阶层的秩序始终没有变化。中国文明没有被中断过,这个社会阶层秩序是关键。但这个社会秩序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从西方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即“阶级”。“阶级”的概念到了中国之后,从欧洲的“经济阶级”转型成为中国的“政治阶级”。从“经济阶级”到“政治阶级”的转型极为关键,“经济阶级”是可以用客观经济数据来衡量的,但“政治阶级”则更多地是用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正确与错误等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

    当“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结合起来时,阶级就成为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 “阶级斗争”的方法促使政治动员延伸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1949年之后,“阶级斗争”应当被“阶级和谐”所取代。但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得以延续,并在“文革”期间到达了顶峰。不仅不同的政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等关系也被彻底破坏。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阶层和谐至此被彻底摧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已经不再强调传统的“政治阶级”,但这一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还在很多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分子)还不时地试图诉诸于政治阶级,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一旦当这些人看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阶级的概念。

    另外,当中国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经济阶层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的机制和规则。从政府方面来看,还没有确立一整套保护社会的机制来调和阶层利益。从社会阶层来看,各社会阶层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认同及其责任感。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阶层和资本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阶层,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失效现象非常普遍。同样,资本阶层也没有确立其社会责任感。当这两个阶层只想从社会汲取资源,而对社会缺失责任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

    有人说,阶级斗争造就的是一种“狼文化”。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因为缺少社会建设,也演变成一种“狼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如何在新环境下建设一种安静文化呢?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努力。

    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妥协、和谐的价值观。

    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即专业文化。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即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中国需要一种安静文化,中国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建设这样一种安静文化。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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