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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对于非政府组织，最重要的并非争取自治，而是呼吁管理方式的清晰与可预期，尽管官方拥有制定颁行管理条例的权力，但规则的确定对其自身也是约束。
后毛泽东时代的一项显著特征，是各种志愿团体、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截止到2003年，已注册的志愿团体与非营利组织，已经超过26.6万家，倘若将未注册以及半官方的行业与群众团体纳入统计，这一数字估计有800万之多。
这些社会组织的涌现，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研究领域被广为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一旦这些志愿团体与非营利组织足够成熟，所形成的公民社会将倒逼中国的改革深入政治领域；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它们的发展不过是现存体制下不越雷池的多元。
在裴宜理主编的《毛看不见的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2010）一书中，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温奈良（Nara Dillon）认为，这一讨论有两大分歧。其一在于如何诠释这一新兴部门——通常，它被纳入“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中，去分析中国志愿团体与非营利组织，然而“公民社会”在西方起初是用以分析独立于政府的志愿与非正式机构，往往与民主化相联系。这一概念被套用在中国时常自相矛盾。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的涌现，意味着政府监管的无力，另一些学者对监管的效果进行评估，却发现政府管制十分有效地抑制了对抗性的组织，大量涌现的都是亲建制的组织。作者指出，这一矛盾的产生，很可能在于我们误解了“监管”的性质。他认为，对监管过程的动态分析要比对规章条例的研究，更能逼近问题的核心。
因此，在文化与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背景下，将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对公民社会的管理相比较，远比拿其他威权国家的公民社会作参照更容易发现问题。作者分别选取了抗战后的国民政府、上世纪50年代的大陆政府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政府这三个阶段，对公民社会的管理方式进行对比。
作者发现，抗战之后，国民政府试图采取法律手段管理公民社会，管理方式也是制度化的，通过注册、审批、报备、资金账目审核等由不同部门分工管理，但管理效果并不好，大量对抗性的组织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共同纲领，容许公民社会的存在。新政权一方面延续了国民政府时期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譬如提交关于人事、活动与资金账目的年报，同时建立了一些新的半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但事实上，新政权对公民社会的管理与之前大相径庭。
新政权采取政治手段进行管理。相较于国民政府在管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的清晰与规范，新政权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显得模糊而灵活。申请注册往往被一拖再拖，这种低效并非显示政府弱势，相反在削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更为有效的是，通过政治运动削弱非政府组织。比如，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反帝爱国的口号，团结与动员其他非政府组织关停有美国资助的学校、医院等。镇压反革命运动又打击了与国民政府有关的组织和民间信仰团体。
历次运动的结果是，唯有官方背景的组织延续下来。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采取暴力手段，它的特征是：
一、选择性，通过拉一派打一派，一方面使得非政府组织很难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使得非政府组织争相向政府靠拢以求自保，有效地减轻了行政执行的压力。
二、打击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譬如以反帝爱国的名义打击与西方有联系的组织，以打击“反动会道门”清除民间信仰团体等。
三、不确定性，运动的幸存者因此无法积累经验以应对下一波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非政府组织逐渐复苏。虽然这些新兴的非政府组织并不享有安全保障，但毕竟拥有了相当的活动空间。1989年10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颁布，确立了对非政府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政府开始利用法律而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规范非政府组织，但清理整顿依然时常发生。
作者认为，这种新的管理方式也有如下三种特征：
一、选择性，尽管不再采取拉一派打一派或强制其他非政府组织表态的方式，但清理整顿依然是选择性的。
二、打击依然试图凭藉一套合法性的说辞，譬如“不达标”、“安全问题”，而且往往会寻找专家或学术机构为之背书。
三、不确定性，清理整顿执行权限的下放，使得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成为非政府组织的必修课，同时各地执行的标准也松紧不一。
作者指出：对于非政府组织，最重要的并非争取自治，而是呼吁管理方式的清晰与可预期，尽管官方拥有制定颁行管理条例的权力，但规则的确定对其自身也是约束。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