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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5月09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相比被俘,他更怕被自家人灭口

五一节,天上掉下个美国间谍

○本报特约撰稿 袁自强 赵德平 《 青年参考 》( 2012年05月09日   26 版)

    身着特种飞行服的鲍尔斯

    U-2的部分残骸至今保存在俄罗斯

    中情局从来没想过会有飞行员被生擒,鲍尔斯竟然没接受过反审讯训练。当他看见一名苏联军官把带毒的硬币拿在手里把玩时,还善意地提醒对方“很危险”。

    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正当社会主义阵营沉浸在节日气氛中时,美国飞行员鲍尔斯成了全世界最倒霉的人——他的座机坠毁了,而且,坠机地点深入苏联境内1370公里。从受雇于中情局的空中间谍到克格勃的阶下囚,鲍尔斯在“铁幕”两侧名声大噪。这趟冒险旅程中的波澜起伏,在1968年首度面世、新近又再版的回忆录《五一风云》中得到了详细披露。

    为还房贷当空中间谍

    冷战刚启幕那些年,卫星侦察技术还不成熟,美国只能派飞机深入东方阵营的领空,以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彼时,职业军人的薪水微薄,弗朗西斯·鲍尔斯和许多同事一样四处寻找“外快”,只求早点还完房贷。1956年1月,一个自称“威廉”的男人找上门来,问他是否想参加一项“非军事任务”,每月薪酬2500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鲍尔斯工资的6倍,他稍加思考便拍了胸脯。签完合同,鲍尔斯才发现,所谓的“非军事任务”原来是飞越苏联领空。

    事已至此,他只能脱下军装,成为中情局的秘密雇员。鲍尔斯的座机是洛克希德公司的U-2,中情局声称苏联“绝对没有”能击落该机的手段,但U-2其实非常脆弱,只靠无与伦比的飞行高度自保。一旦在异国领空遭遇不测,飞行员必须在跳伞前启动自毁装置,确保苏联人抓不到物证。从理论上讲,按下自毁按钮后,飞机会延迟几十秒再引爆,但鲍尔斯对此半信半疑,“上头显然不希望飞行员被活捉,保不齐会把我和飞机同时炸成碎片”。

    每次出发前,鲍尔斯还会得到一枚伪装成硬币的毒剂,只需在皮肤上划一下,就会气绝身亡。按照中情局官员的解释,他们“鼓励”飞行员在被俘前自杀,而不是规定他们必须这样做。

    遇伏坠机 只顾逃生

    在鲍尔斯之前,U-2已经10多次成功地穿越苏联领空,后者的防空部队一时间无计可施。刚开始,赫鲁晓夫还表示抗议,强烈谴责“对苏维埃国家的公然入侵”,后来干脆不吱声了,因为无意义的抗议更让他没面子。1960年5月1日,鲍尔斯再次接到命令,要求他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起飞,从南到北穿过整个苏联西部,一口气飞到英国着陆。

    任务从一开始就被不祥的气氛笼罩。鲍尔斯早早坐进机舱,却等不来起飞信号,特制的密封式飞行服完全不透气,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全身,模糊了视线。苦等两个钟头后,指挥台总算放行,鲍尔斯推满油门,快速越过阿富汗,直奔苏联腹地。飞到邱拉坦宇航发射场上空时,自动驾驶仪又出了毛病,鲍尔斯暗暗叫苦,只得改用手动驾驶。

    下个目标是工业重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情报说这里部署了最新型的萨姆-2防空导弹。鲍尔斯正打算让U-2飞高一点,耳畔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撞击声,飞机开始剧烈地抖动,紧接着翻了个身。在火光中,鲍尔斯惊恐地看到,一只翅膀脱离机身,旋转着掉了下去。

    清醒过来的鲍尔斯意识到大难临头。他下意识地掰开自毁装置的保险,可一看到那个红色按钮,就改变了主意,把手直接伸向了弹射救生系统。可转念一想,那些居心叵测的官僚们,会不会把自毁装置和救生系统联在一起?于是,他索性拔掉氧气管,抛去座舱盖,解开安全带,徒手爬出机舱,然后奋力一跃,挂在降落伞下缓缓飘向陌生的大地。

    一场闹剧般的庭审

    巨大的降落伞完全暴露了鲍尔斯的行踪,恭候多时的苏军士兵把他逮个正着,径直送往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在那里,一大群克格勃军官把从天而降的美国间谍围在中间,连珠炮似地发问,“以至于翻译的速度都有些跟不上”。或许是中情局从来没想过会有飞行员被生擒,鲍尔斯竟然没接受过反审讯训练,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当他看见一名苏联军官把那枚带毒的硬币拿在手里把玩时,还善意地提醒对方“很危险”。

    鲍尔斯的好心没有换来宽恕。连番讯问过后,他被押上法庭,除了“非法入境,间谍行为”的指控,诸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搅乱巴黎首脑峰会,使世界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等稀奇古怪的罪名接踵而至。苏联当时的法律不给嫌疑犯以自我辩护权,鲍尔斯只得保持“淡定”,无奈地等着检方把“高帽”一顶顶抛来。

    苏联官方还指派一名律师,煞有介事地申辩道:“当事人从小受到拜金主义教育,分不清中情局提供的2500美元中充满了铜臭,鉴于其对社会主义苏联并不抱有政治敌意,建议给予从轻处罚……”最终,法官从“人道主义”考虑,判处他3年监禁外加剥夺人身自由10年。法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是认为判罚严厉还是宽大?鲍尔斯只觉得自己身处闹剧。

    获释后却离奇身亡

    多少让人欣慰的是,鲍尔斯并未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把牢底坐穿。两年后的1962年2月10日,华盛顿用捕获的克格勃间谍换回了这名飞行员。

    回到美国,鲍尔斯却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苏联时好不了太多。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监视,还得经常到指定地点接受问讯。讽刺的是,他坐牢期间积累的反审讯经验,这会儿反倒有了用武之地。面对中情局的盘问,鲍尔斯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飞机被击中后剧烈震动,他被离心力甩离座椅,手够不到自毁装置的按钮,却无法说清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从容地爬出机舱跳伞逃生。至于为什么没有“为国尽忠”,鲍尔斯自称想降落在一片树林里,然后乔装打扮逃出苏联——问题是,有谁相信他能步行上千公里再偷越边境?

    当时,麦卡锡主义的余波尚未彻底退去,舆论对鲍尔斯不算客气。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指责他是“为了2500美元而抛弃国家利益的卑鄙小人”;有位参议员要求收回他担任U-2飞行员期间的工资;还有几家小报,见到鲍尔斯就问:“先生,请问你为什么没自杀?”

    既然间谍不能再当,为了生计,鲍尔斯转行为美国广播公司驾驶直升机。1977年8月1日,他在搭载摄影师拍摄森林火灾时再度坠机,这次没能捡回性命。事后,救援人员回收了直升机残骸,发现油箱空空如也,也没有燃烧的痕迹。这是单纯的疏忽吗?这位老牌飞行员为何忘记了加油?鲍尔斯死时,美国情报机构深入苏联领空的侦察飞行已告一段落;作为名气最大的“空中间谍”,他有些离奇的死亡方式,为世人留下了至今未解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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