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我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思想非常活跃,曾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
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我正在安徽桐城。父亲急着要我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大学。1946至1947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读书,一方面在课外加紧跟不同的老师补习。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80多个字汇是陌生的。这时我已清楚地认识到,大概绝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自己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我的治学道路也就此决定了。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我在1947年底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时,沈阳已在共产党的包围之中,我们一家乘飞机回到北平。于是我的大学生涯又中断了。我们在北平住了十个月,然后又在1948年11月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在此期间,我自然没有上学的机会。
但在北平的十个月,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波动。这是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精心策划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当时便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不断地向我进行说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阵营”。这样一来,我的政治、社会意识便逐渐提升了,我不能对于中国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趋势完全置身事外。
我不是在学的学生,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深入地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等种种问题。我常常阅读的刊物包括《观察》、《新路》、《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不过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共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拥护西方式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学说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并于次年元月初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
□摘自《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3月第一版,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