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我知道了3件事:世界上有个地方,居然橄榄球也能成为头版新闻;世界上有个地方(新西兰奥克兰机场),居然厕所入口安上了数字时钟,提醒你上次清洗、下次将要清洗的时间;世界上有个地方,居然还有温和共和党——不幸的是,你得从洛杉矶坐上13小时的飞机,才能到那儿。
说实话,在共和党初选时期从美国抵达“地球的下面(Down Under,通常用来指大洋洲)”,我经历的不仅是时差反应,还有政治冲击。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从保守到自由的所有政治派别,几乎全都可以纳入美国的民主党。
或者,就像新西兰保守的国家党议员保罗·奎因,对一群来访的美国学者所讲的:“你们有民主、共和两党。我的对手劳工党属于民主党。我是国家党的,我们也算……民主党。”
比如,这里有对气候政策的激烈辩论,但严肃讨论气候科学的却不多。在当今的美国共和党,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无异于政治自杀;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守派不这样做,反而是政治自杀。
澳大利亚环保分子保罗·吉尔丁解释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怀疑气候变化的政治人物,但他们心里清楚,说出来将会在政治上丢分。这是澳大利亚遭遇历来最严重的干旱后出现的情况,那场干旱持续了十多年。”现在,“公众大多认同基本科学结论,即气候在变化,人类是祸首”。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者乔恩·约翰尼森表示,这里的政治光谱狭窄有多种原因。新西兰或澳大利亚都不是信仰浓厚的国家,社会问题不会引起很大反响。两国均独处一隅,人口稀少,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传统,民众相信国家的作用,是确保每个人得到公平对待。
当然,这里的保守派与美国同类一样,也有低税收、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及减少政府作用的本能,但这里的竞选捐款和游说受到更多限制,从而淡化了这些保守本能。
从这里看美国,让人觉得我们眼下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共和党自由、民主党保守的日子似乎一去不返。我们没有强制投票制度。特殊利益带来的金钱失控。我们缺少任何可信的第三党,能夺取中间地带,迫使民主、共和两党竞争那里的选票。所以,我们失去了做大事、做难事的能力。然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如税制改革、财政改革、医疗改革、能源政策,无一不是困难的大事,需要齐心协力才能做成。
“我们许多人喜欢你们的国家,但看不出美国现在能出现什么变革。”约翰尼森说,“我们知道你们的激烈改革面临阻碍,似乎你们丧失了政治上适应新形势的出色能力。”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