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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体的胚胎期，它是永恒变化的——变化的节奏即便不是以秒为单位，也是以天为单位。2010年6月8日，绝对是其进化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日子。那天，29岁的谷歌公司营销主管古纳姆在迪拜的家中浏览脸谱网的时候，发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照片：一张支离破碎的面孔，血肉模糊，只能看出死者的年纪和自己差不多。古纳姆很快得知，被害者名叫哈立德·默罕默德·萨伊德，一位来自亚历山大市的28岁青年，是被埃及警察活活打死的。
身为埃及公民，古纳姆为警察的暴行愤怒不已，当即创建了一个脸谱网页，在上面写道：“如果不为死去的哈立德行动起来，明天他们就会杀我。”古纳姆盘算着该为这个特殊的网页起什么名字，使它既符合年轻一代的个性化需求，又能刺激他们的政治神经。他想了又想，最终将其命名为“库列纳·哈立德·萨伊德”——意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
就这样，古纳姆机缘巧合地成了一名行动主义者。他的网页刚刚建立两分钟，就有300人加入，3个月后，群组成员已多达25万。迅速壮大的网民队伍移师街头，起初只是一系列“静站示威”，后来发展到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上的历史性集会。“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点燃了导致穆巴拉克失势的起义，最终导致占据统治地位多年的执政党下台。古纳姆本人在抗议活动达到最高潮时一度被捕，成为“阿拉伯之春”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入狱后差不多整整两个星期，他都戴着手铐，甚至被蒙上眼睛，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不断地遭到审讯，连睡眠的权利都被剥夺。而在街头巷尾和虚拟空间，他的朋友、家人和谷歌的同事们不懈地努力，继续为革命的烈火添加燃料。在这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革命2.0》中，古纳姆着重提到：“哈立德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更多的埃及人长期受到压迫，在自己的祖国享受不到真正的自由。”
终于被释放出狱后，古纳姆接受了电视专访。在谈话过程中他情不自已，在摄像机前放声痛哭。正像《革命2.0》中重复的那样，“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的同伴们，他拒绝被立为偶像，坚称自己仅仅代表其中一个故事。至于他在互联网上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数百个网页、脸谱账号和推特文件的有机组合，重组和报道了‘阿拉伯之春’”。
中东是1亿名15至29岁的年轻人的家园，他们中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找不到工作。古纳姆提到，虽然只有一部分埃及人有条件上网，但2008年的网民总数已达1360万，比2004年的150万增加了近10倍。通过写博客、发微博、在脸谱网上讨论，网络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天堂，受教育的阶层找到了这样一方净土，自由表达他们的担忧和焦虑。
当然，技术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脸谱网并没有直接发动革命。从埃及的案例看，社交媒体只是给多年来的压抑、不平等和个体的受挫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古纳姆把这个问题写得很清楚：2011年埃及有8000多万穷人，250万极端贫困，300多万年轻人没有工作。
古纳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庭出身相对富裕。虽然身处“少数的、享特权的阶层”之列，他从前跟乡下人一样对政治漠不关心，“我们回避政治，觉得自己对改变现状无能为力。”然而，自从进入谷歌公司，开始与国内的同龄人在互联网上互动后，受过良好教育的后者一点点改变了他的成见。“互联网是一种工具，它打造了我的经历，也改变了我的性格。”与很多和即时通讯、网络视频游戏和维基百科相伴成长的年轻人一样，古纳姆称自己“现实中内向，在网上外向”，他和妻子伊尔加最初就是通过互联网相识的。
穆巴拉克下台一年多以后，埃及能不能转变成更民主的国家，怎样变，怎么时候变，外界依然不能真切地看清。无论如何，古纳姆的回忆录告诉我们一点：革命是水到渠成的——只要网上有人发动，街头有人站出来，愿意为了国家的前途冒险，它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