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追不上江城变化的步调

    我把曾经的得意之作拿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这俨然是件老古董啊。我究竟是怎么写出这么古旧的东西的呢？

    在过去20年里，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完全是另一种模样，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叹息，中国人是个“永远停滞的民族”。时至今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确切的描述了。事实上，我也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2001年，也就是本书英文版面世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再没人坐船经长江去涪陵了。一条铁路也在修建之中。这座城市飞速发展着，之前开过一家小面馆、我常常在那里吃饭的黄家人开起了一家网吧。我的学生们也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这些都来不及写进《江城》——停滞的反倒是这本书。

    回到中国并在北京落脚后，我每年至少回一次涪陵。有一次，我跟朋友带着帐篷和睡袋，沿着百年前沿长江岸边开凿出的古老栈道上了路。天气很好，我们溯江而上，悠闲而从容地旅行着，一星期后进入了正被拆除的沿江居民区。我在一片瓦砾间穿行，四周的拾荒者们捡拾着一切可以变卖的物件——砖头、电线、玻璃、木头、钉子、窗框。几个人围着火堆烤火，四周就是一栋大楼的残垣断壁。随即，我认出了一个标牌——他们烤火的地方原来是“红旗旅馆”的接待大厅，我1997年第一次顺江而下的时候，便下榻于此。

    等我来到涪陵，发现她的老城区也要拆毁殆尽了。山坡上密布着新开工的建设项目，绕城而建的巨型堤坝也快要完工。在乌江对岸，我执教过的涪陵师院同样经历着扩展和变化，新聘请的门卫对老外开明了许多。阿尔伯特——当年迎接我的那个友善的年轻人，现在成了英语系主任。在办公室里，他拿出了我送给学校的《江城》的精装本。

    “你看，好多人都读过这本书了，”他说道。书的封套已经撕破，还沾上了茶渍，边角也已经磨平。页面上几个脏兮兮的灰色手指印赫然在目。我把书拿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这俨然是件老古董啊。我究竟是怎么写出这么古旧的东西的呢？

    在某种程度上，变化的步调令当地人对这本书感觉自在了许多，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仿佛已经远去。拜访期间，师院的干部在一家餐厅设宴招待我，他们对我关于昔日宴会的描述揶揄不已：“我们现在不会让你喝得太多啦，你在书里说我们经常劝你喝酒。”

    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坐船离开，因为三峡大坝蓄水，长江已变成了一座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并没有故意那样做，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再推迟。也许是因为我急着想写完手里的下一本书，担心重回故地会令自己分神？

    不过，我依然认识到了身在异乡，仍对旧事念念不忘的危险。如果眼看着一片土地面目全非会令人悲伤，去那些丝毫未曾改变的地方打发时日，则会更让人难过。身为外国人，我在停滞的日子里学会了热爱涪陵，有机会记录下那些年的人和事。我会怀念我所熟悉的每一个地点。我同时心怀感激的，是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我很快就会回去，我期待着这样的旅程。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激流只存于记忆之中。

    □摘自《江城》，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