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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问比尔·盖茨，他最担心的竞争对手是哪个。盖茨答：“高盛公司。”他解释说，软件业是一个IQ（智商）行业，微软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否则不会有未来。“我不担心莲花软件公司或IBM，最聪明的人更愿意为微软工作。我们的竞争对手是高盛、摩根斯坦利这样的投资银行。”
盖茨的这番话反映出一个事实：近一个世纪以来，脑力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加。这一事实正推动新的上层阶级的形成。
首先，经济越是高科技，对（能提高和开发技术的）人才的依赖就越强。对于认知能力突出的人来说，这是大好时机。其次，经营决策越复杂，企业就越需要能掌控复杂局面的人才。最后，企业规模越大，专业技能带来的效益就越大。
所以，与1960年比起来，2010年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赚了更多钱。自1970年以来，美国底层群体家庭的实际收入不增反降。处于中游水平的家庭的实际收入与以前持平。而从1970年到2010年，经济增长的利益约一半流入中上阶层。
兴趣爱好截然不同的人被归为一类，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初机制是大学录取。比如，1997年，SAT或ACT成绩排在前5%的学生，被10所学校录取了20%。
在名牌学校中，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孩子数量占绝对优势。这是因为中上层家庭教育出优秀孩子的比率，往往大大高于普通阶层的家庭。
以参加过2010年SAT考试的高中生为例。在数学和语言测试超过700分的学生中，87%的父母至少一个拥有大学学位，56%的学生父母至少有一个拥有研究生学历。成绩优秀的孩子大多来自受教育程度高的富裕家庭。他们聪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聪明。
这就涉及婚姻中“门当户对”的作用。社会学家克里斯汀·舒瓦茨和罗伯特·梅尔研究了从1940年到2003年的“婚姻配对”趋势。他们发现，婚姻中“门当户对”的现象有增无减，比如大学毕业生爱找有同样学历的人结婚，而高中退学者更多选择有类似学习经历的对象。1960年，美国仅有3%的夫妇双双拥有大学学位，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已达25%。
此外，从名牌院校毕业的人更喜欢与名校生结婚。婚姻中的教育“门当户对”现象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认知水平“门当户对”现象也会相应增加。平均而言，孩子不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聪明或笨，其智力水平接近于父母智力水平的中间值。
结论显而易见：社会的智力水平高度不平衡，优秀的孩子更多来自中上层阶级，特别是来自父母至少有一个已是社会精英的家庭。
□美国《大西洋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