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日本朋友是一位约40多岁的保险代理人,但由于眼部患有慢性疲劳疾病,他经常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思考。
“谁是最有趣的客户?可能是那个南部小岛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有一个情妇,还为他生了孩子。所以他开始寻求将自己的钱转给情妇的方式。他有很多钱,在那个岛上,他是位著名医生,这个偏僻的地方总共有40万人口。此外,全国的患者也会坐飞机飞到那里看病。我们的保险金赔偿方式是可靠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如果他死了,他的情妇将得到所有财产,而他的妻子对此将不能提出异议。有趣的还不止这些。他要求我们的会计和我去医院检查,会计花了约30分钟翻看他的账户,却发现少了四千万。”
“他当时并不在医院,我们当晚在一个酒吧见了面。喝过后,我的会计对他说:‘先生,您的同事似乎侵吞了您账户中的四千万。’他沉默良久,动了动下巴,笑着说:‘算了。’我问:‘就这样了,先生?四千万啊!’他回答说:‘他们还会留在这个岛上。我的钱就会在这里,您知道吗?有点像大家庭,就这样吧。’我当时惊得下巴都快掉了。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要知道,有这些钱过两辈子都可以。你能想象吗?”
我的这位日本朋友已晋升为部门主管,他有50个下属,有带电动门的豪车,家里还有整面墙那么大的等离子电视。但他的生活却并不安稳:每隔4年,公司就会派他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所谓的“内鬼”,就是公司雇员和当地居民相互勾结。采取这种做法的还有全国银行、政府官员以及那些相对发达的机构。
“要和所有的人友好,而非个别人”——这样的观念甚至从小学一开始就会遇到,小学生们几乎每个月都要换座位。也正是这种想法在日本推动了民主资本主义,因为它影响了各类传统人际关系。而在很多时候,大多数日本人没有朋友,因为没有办法总在一起。
刚好相反,在那些住着黑社会的日本农村(特别是渔村)里,生活却是所有人聚在一起,并共同排斥外来者。在这里,法律和钱大体上的功能较少,黑社会和村民更多依靠朋友和关系,并且更珍惜它们。对于国家公务员,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捍卫中产阶级;而对于黑社会和村民,最主要的就是面对恼人的外部干扰。
另外,如果对前者而言,国家是所有公民的集合,那么对后者而言,国家不过是个简短概念。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团队,也就是他们可以直接了解并依靠的人。我的朋友说,“你们的普京或许也是神经外科医生这样的人吧?”我点了点头。“哈哈,他要在我公司混,或许一天都干不下去。”
我的朋友之所以努力工作,是想要赚到一座带花园的别墅;想要退休后衣食无忧;想要傍晚和至爱亲朋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而非游走于酒吧间应付让人头疼的客户,自愿和不自愿地灌酒。我和他认识,是因为孩子在同一个班。我们的友谊恐怕也是短暂的,如果他被例行派到公司另一个分部,他不会要求留在我们这个城市。即便要求,也更可能不被允许,即使被允许,工资也不会涨,而他喜欢赚钱。
另外要说的是,他的妻子也喜欢赚钱。不久前,她安排孩子上全日制学校,开始在附近一家超市兼职收银员。尽管钱对她的家庭来说并非那么必要,但她的劳动成果也许将变成一次夏威夷5天行。有一天,我走近她的收银台,她很麻利地为我服务,将购买的东西放进一个塑料袋,过于礼貌地表示感谢,然后看着我。但我在她的眼中还是看出了疲惫,与她的丈夫一样。我将视线移走,看到收银台上的标志:“我们不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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