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说”并非不可辩驳

    对气候变暖论挑战最大的事实，也许是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10多年未呈变暖趋势了。

    “全球变暖的证据果真是无可辩驳的吗？”

    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或许是当代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候选人都必须考虑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被人反复提及的说法：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阻止全球变暖。但政治候选人应该了解，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许多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认为，没有必要为抑制全球变暖大动干戈，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去年9月，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伊瓦尔·贾埃弗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退出美国物理学会，他在上次大选中是奥巴马的支持者。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没有延续（我的会员资格），因为（美国物理学会政策）声明中的一些说法我不敢苟同。美国物理学会称：‘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如果不采取行动缓和这一趋势，地球的物理和生态系统、社会体系、安全和人类健康，可能会严重受损。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物理学会可以讨论质子的质量是否会逐渐变化，也可以讨论多重宇宙如何运行，但全球变暖的证据果真是无可辩驳的吗？”

    几十年来，国际上一直在大力宣传所谓二氧化碳“污染物”数量增加，将摧毁人类文明的说法，但也有一大批科学家（其中许多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认同贾埃弗的观点。这些科学“异端人士”的数量在逐年增加，其原因在于一系列不可动摇的科学事实。

    对气候变暖论挑战最大的事实，也许是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10多年未呈变暖趋势了。气候变暖论者对此是了解的，正如2009年“气候门”事件中气候科学家凯文·特伦伯斯在电子邮件中所述：“事实上，我们现在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变暖现象，这无疑是一种讽刺。”不过，只有在人们相信那些计算机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所谓的包括水汽和云在内的反馈机制，会大幅放大二氧化碳微弱影响）的前提下，才可以说气候没有如期变暖。

    10多年来全球气候并没有变暖，这暗示计算机模型显著夸大了二氧化碳增加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实际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相关预测，22年以来，气候变暖的程度一直小于预期。面对这种尴尬，宣扬气候变暖威胁论者将矛头从气候变暖转向了极端气候，以期将千变万化的气候中出现的所有异常，都归咎于二氧化碳。

    其实二氧化碳并非污染物。它是一种无色无味气体，我们每个人都会呼出高浓度二氧化碳，它是生物圈生命循环系统的关键要素。二氧化碳的增加会大大促进植物生长，所以温室管理者为让作物长得更好，常常将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三四倍。这并不奇怪，因为植物和动物是在二氧化碳浓度相当于现在10倍左右时进化形成的。在作物品种增加、化学肥料技术及农业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带动下，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农业产量大幅增加，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是促进农业增产的原因之一。

    “何人得益？”与“跟着钱走”

    尽管有越来越多科学家公开质疑气候变暖说，但许多年轻科学家私下里表示，尽管他们对全球变暖说深表怀疑，却不敢说出来，因为担心这会使他们升迁受阻，甚至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2003年，学术期刊《气候研究》的编辑克里斯·德弗赖塔斯博士，大胆刊登了一篇不符合政治导向（但符合事实）的同行评审文章，文章结论是，如果以过去1000年的气候变化为背景，那么近期气候变暖并非异常现象。国际上的全球变暖论者很快针对德弗赖塔斯博士发起蓄意攻击，要求撤销其编辑职位和大学教职。所幸他最后保住了大学教职。

    科学研究本不应该如此，但历史上我们有过先例——比如在特罗菲姆·李森科操纵苏联生物学的恐怖年代。宣称信奉基因遗传学（李森科将基因学说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苏联生物学家被解除工作职务。许多人被送入劳改营，一些人甚至被处以极刑。

    为什么人们对全球变暖如此热衷？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如此触动美国物理学会的神经？许多会员要求美国物理学会不再用“无可辩驳”一词描述科学问题，这种要求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却遭拒绝。原因有好几个，但首先要从“何人得益？”这个老问题谈起。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跟着钱走”。

    气候变暖威胁论让许多人捞到大量好处，它使政府资金流入相关学术研究项目，成为政府扩大官僚机器的理由。这种论调是政府增加税收、让纳税人为企业补贴（这些公司深谙操纵政治体系之道）埋单的借口，还是吸引巨额捐款流入许诺拯救地球慈善基金的诱饵。李森科之流日子过得非常好，他们处心积虑地捍卫着自己的信条及其带来的特权。

    采取激烈的温室气体控制政策，并不经济

    我们要代表许多对气候科学做过认真和独立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所有政治候选人说：采取激烈行动为世界经济“脱碳”，并无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即便认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夸大的气候预期，采取激烈的温室气体控制政策，也是不经济的。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近期对多种政策方案进行的研究显示，效益成本比率接近最高的，是一项允许在超过50年时间里，经济增长不受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影响的政策。这种政策为世界欠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尤其大，这些国家也希望分享一些发达国家在物质财富、健康和期望寿命等方面的优势。而许多其他政策应对方案的投资收益则为负。此外，二氧化碳的增加及其可能导致的小幅升温，将使地球整体受益。

    如果当选政治领导人觉得必须在气候方面“做些什么”的话，我们建议他们去支持那些增进人类对气候了解的出色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卫星、海洋和陆地仪器，通过对观察数据的分析来研究气候。我们越了解气候，就越能更好应对瞬息万变、古往今来困扰人类生活的自然界。当前私人和政府在气候方面投入巨额资金，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有无必要，很值得怀疑。

    每个政治候选人都应支持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合理措施，但有一些耗资不菲的项目纯属浪费资源，依据的是耸人听闻却站不住脚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些项目毫无意义。

    □美国《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