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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了解中国改革时期经历的成长烦恼，深入研究中国煤炭业不失为一个上佳选择。煤炭既为中国工业提供动力，同时也污染了环境，还引发了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冲突，双方都急于垄断对这种宝贵资源的控制权。
过去几十年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提姆·赖特教授一直把中国煤炭业作为研究重点，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写入了新书《中国煤炭业的政治经济学：染血的黑色黄金》。《华尔街日报》最近和赖特讨论了中国煤炭业在安全、腐败和电力短缺等方面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以及中国还能在多长时间里继续依赖本国煤炭资源，为其飞速发展的经济提供动力。
中国煤炭业“国进民退”？
《华尔街日报》：为什么煤矿开采在中国如此重要？
赖特：煤炭为中国提供约70%的能源供给。因此，对于中国能源密集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说，它至关重要。此外，煤炭不仅是造成中国污染和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中国碳排放不断增加的一个主因。最后一点，这个行业为远超过500万人提供了就业。
《华尔街日报》：在煤炭领域存在着国有和私营行业的角力吗？
赖特：自从本世纪头10年的中期开始，中国海内外的很多评论家就已看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中央和省级政府试图控制不计其数的小煤矿（尤其是山西小煤矿），就是这一趋势的主要体现。从2008年末开始，山西省政府实施了一项国有大煤企接管私人小煤矿的政策。该政策受到了煤矿主的强烈抵制，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跨省投资者，其中尤以浙江温州人居多。
《华尔街日报》：是不是说中国政府控制私有煤矿，也是为了控制采煤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赖特：是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控制权之争，还与安全和环境问题切实相关。同大型煤矿相比，小型私有煤矿的安全隐患更大，也缺少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资源，比如洗煤的工序。
《华尔街日报》：说到中国煤炭业，腐败问题似乎是很重要的部分，是吗？
赖特：有两个因素让腐败现象变得不可避免而且日益普遍：一是煤炭带来的高利润，二是地方政府对采矿执照的控制。这个现象被称之为“官方和煤矿的勾结”，在个别地方政府和官员保护下的非法运营煤矿出事后，这个现象就会暴露出来。
但中国媒体在谈论此问题时采取的道德角度，并未展现问题全貌。首先，抛开腐败问题不谈，小煤矿在为许多内陆地区提供收入和创造就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地区，其他机会很少。所以除了煤矿主，也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关闭小煤矿的声音。第二，中国地方政府长期的资金不足，迫使当地政府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所以，支持地方煤矿既符合当地政府利益，也符合官员个人利益，虽然这么做违背了中央政府的意愿。
中国煤矿安全记录有了显著改善
《华尔街日报》：在煤矿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工人的处境如何？
赖特：上世纪90年代，煤矿工人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曾一度是劳动人民中的“贵族”，但煤炭的低廉价格以及煤矿遇到的经济困难，意味着他们收入的增幅比其他行业的工人低。2000年以后，煤炭价格和利润增加为工资的上涨提供了资源，虽然矿工们仍在抱怨收入增长落后于其他工人，比如说发电业职工，但其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年有很大改善。
《华尔街日报》：2005年，温家宝总理曾在矿井中和工人们一起过年。中央政府是否已解决了煤矿安全问题？
赖特：过去10年，中国煤矿安全记录有了显著改善，死亡人数已下降约2/3。在相同时期内，产量却翻了一番。死亡人数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实在在的改善。这种改善来自许多因素：高利润提供了投资安全的资源；劳动力短缺的开始，让工人有了要求更好待遇的条件；中国政府对社会和安全问题给予了更高关注，以及同外国安全专家的合作。
中国不会大规模进口煤炭
《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似乎受到经常性电力短缺的影响，为什么？
赖特：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不同寻常的高增长（主要体现在高能耗产业），为能源供应带来压力。除此之外，这还反映了煤炭业和电力企业之间围绕电煤价格的角力。发电厂需要接受国家制定的电价，它们认为自己承受不了电煤价格的不断上涨。国家已尝试向煤矿施加压力，要其以较低价格供应电煤，这当然就降低了煤矿生产积极性，也就导致经常电力短缺和断电。
《华尔街日报》：中国还剩下多少煤？中国有没有可能寻求对煤炭的大规模进口？
赖特：中国还有大量煤炭储备，绝对能超过1000亿吨。但中国煤炭生产水平过高，甚至接近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总和。已有人说中国煤炭资源正被耗尽，或者至少越来越贵。中国煤炭进口量已从21世纪头几年的每年约1000万吨，增至2010年的超过1.5亿吨。
然而，由于中国大规模使用煤炭，几乎很难想象中国煤炭需求的绝大部分，能靠进口来满足。1.5亿吨只占中国煤炭消耗的2%，却是全球煤炭贸易量的约20%。出于同样原因，中国也不可能通过进口来填补国内石油缺口。所以如果中国打算减少对国内所产煤炭的依赖，它将需要寻找其他能源。乐观的话，可以使用可再生能源，但更有可能是核能。
□美国《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