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月5日,安理会投票前,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中)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左)交谈。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一迹象表明,中国已开始对这个受到动乱冲击的阿拉伯国家两面下注。港媒则分析称,利比亚问题曾给中国带来外交困境,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已开始为中立立场寻找的新战略方式。
在对阿盟提出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下反对票5天后,出乎许多人意料,正为此备受欧美国家批评的中国政府宣布,他们与叙利亚反对派进行了接触。
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证实,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的代表团,当天结束了对北京为期4天的访问,其间会晤了中国副外长翟隽和其他高级外交官。
访问时间是2月6日到9日,这意味着,在投下反对票两天后,中国就接待了叙利亚反对派的代表团。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表示,叙利亚反对派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股统一力量,因而接待其来访仍是比较恰当的,且符合中国的身份和地缘位置。
邀请该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是一个名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组织。该学会当年由周恩来倡导成立并担任首届名誉会长,学会现任名誉会长为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据其官方网站介绍,学会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前国家元首、前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和部分未建交国家领导人保持着广泛联系,并接待来访。
“两边下注”还是“政治解决”
“与两派人物都保持接触是很重要,也是很必要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牛新春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说,之前,中国在联合国投反对票,是希望通过政治斡旋解决叙利亚危机,维持当地稳定的局面。为了“政治解决”这个目的,就需要了解两派各自的情况和态度。
但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方与叙利亚反对派的会晤时称,这一迹象表明,中国已开始对这个受到动乱冲击的阿拉伯国家“两面下注”。文章评论说,此举与中国在去年利比亚危机期间的努力如出一辙,即与冲突双方都保持谈判渠道,即便当时其它很多国家早已不再支持卡扎菲政权。
牛新春不同意中国是在“两面下注”。他说,目前的局势与去年在利比亚完全不同。去年,中国在卡扎菲政权接近崩溃时才开始寻求与反对派接触。这一次,中国是在为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而努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则对《青年参考》表示:“我觉得中国是希望同叙利亚各方保持联系,全面了解各方意见,尽可能促进叙利亚内部的暴力停止,减少流血,实现和解。我们并不与任何一方敌对。”
香港中国通讯社引用分析人士的说法称,严格恪守中立是中国在解决他国政治纠纷时的一贯立场。但“不干涉”不等同于“不作为”,利比亚问题曾给中国带来外交困境,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已开始为自己的中立立场寻找新的战略方式。
“外力强烈要改变政权,这才是关注的重点”
2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中方呼吁并支持阿盟继续其政治斡旋努力。”他解释说,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行动应当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而不是使问题复杂化。
牛新春对叙利亚各方政治解决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分析说,西方与阿盟给总统阿萨德留下的选择空间很小,就是要求他下台。根据目前的局势,双方都没有后退余地,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很大。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阿萨德几时会放下权力,或者他会否被赶走。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里德尔为《华盛顿邮报》撰文分析说,阿萨德可能认为他仍可以握住权柄,就像他父亲哈菲兹在1982年2月面临哈马起义时所做的那样。他的俄罗斯与伊朗朋友们可能也以为,阿萨德能用武力控制当前的动乱局面。
当年,为了镇压逊尼派伊斯兰人士的反政府活动,哈菲兹下令炮轰哈马,一个结果是,有数据称,约20000人被杀。但对阿萨德政权而言,这次镇压的另一结果是,从1976年开始的反政府活动从此停止了。
而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看来,叙利亚的反对派或者当权者,都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外部势力的介入。
“外力强烈地要改变政权——这才是要关注的重点。不同的大国的角力才是重点。”王逸舟说。
“中国有时会说‘不’,而世界应该习惯这一点”
“中国有时会说‘不’,世界应该习惯这一点。”CNN网站上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专栏评价道。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贺文萍在接受该专栏作者的采访时说,中国不能接受另一个利比亚,不能接受另一个外力改变政权的例子。
王逸舟则向《青年参考》表示:“中国同叙利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中国不希望在阿拉伯世界发生这种连锁性的暴力、动荡、外部力量改变政权的情况。”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国《卫报》撰文表示,中国人民同英国人民及世界人民一样,对叙利亚发生暴力和流血事件感到愤懑。
“我们一直呼吁叙利亚有关各方停止暴力,避免无辜民众的伤亡,尽快恢复叙利亚的正常秩序,尊重广大叙利亚人民对于变革的要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刘晓明在文章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