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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境内长住外籍居民的管理体系不尽如人意。
虽然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全球化进程使越来越多外国公民在中国长期居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在中国大陆居住超过三个月的外国公民已超过59万。他们往往聚居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几个城市，某些城市中已经发展出了主要由外籍人口构成的圈子和社区。随着中国境内外籍常住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个群体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
最近，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彭轲（Frank Pieke)）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期刊撰文，细致勾画了中国境内外籍人口的增长趋势和来源背景，还分析与评估了相关政策和政策的落实情况。
彭轲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老龄化的加剧，20年后的中国农村将很难再像今天这样为城市提供大量劳动力；同时，如果男女比例不协调的程度继续扩大，未来的中国人很可能会考虑寻觅外籍伴侣。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的交互作用，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外国公民前来中国定居，而这种趋势目前已现端倪。
“文革”前后的人数变化
外籍人口并非中国居民的新成分。1949年，侨居于中国的外国公民就多达20万人，其中约5.6万人被认为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这部分侨民被与近代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的百年耻辱联系起来，许多人因此被遣送出境。到1956年，只有约7800人还留在中国。此后，一些外籍人士被作为客人邀请进入中国，然而，到“文革”结束前，除了曾经来华援助的苏联专家外，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数量非常有限。
改革开放使外国公民能够相对容易地进入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常住中国的外国公民主要包括留学生、商人和中国政府与企业邀请的外国专家。九十年代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数量上显著增长，来源和背景也更多样化。
彭轲系统地审阅了相关的汉语、英语和法语文献，更于2010年6月分别在北京、昆明和广州三地对部分主管官员和相关学者进行访问。他发现目前在中国境内具有长期定居倾向的外籍人口主要包括五类：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和国际贸易从业人员、海外归国人员、“越境者”（cross-border migrants）和“淘金者”（casual "fortune seekers"）。
据统计，到2007年，在中国各类学校中就读的外国公民已达19万，较10年前增长了5倍。这些学生有以获取学位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学生，也有来了解中国社会、学习中国语言和体味中国文化的发达国家学生。
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国际贸易从业人员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他们不仅效力于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地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所雇用。引进和利用外国人力资源已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越来越多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国际贸易从业人员也在中国定居。这个群体倾向于集中居住在一些城市中特定的区域，而针对他们所开发的高档商品住宅则强化了这种趋势。在国际贸易从业人员群体中，除占据相当比例的欧美国家公民和韩国公民以外，也有少量来自俄罗斯、中东、非洲、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外籍人员。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加之国家积极鼓励海外华人回国参与科研活动或者进行自主创业，不少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甚至成为外国公民的华人选择回国发展，他们构成了中国境内外籍常住人口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往往通过自我奋斗提升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管理政策没跟上形势变化
“越境者”和“淘金者”是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带来挑战的两类外籍人口。前者包括前来投奔亲友的朝鲜公民、进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寻求工作机会的缅甸、越南、老挝和泰国等国公民，以及潜入中国境内的外籍贩毒者；后者包括毫无工作经验和技巧的偷渡者、为富裕家庭工作的外籍佣人、以及靠教授英语和外国文化为生但并无固定生活计划的西方人。
“越境者”和“淘金者”是中国不断开放的副产品，他们的到来丰富了中国社会，但其中许多人非法入境或以合法身份入境但签证期满后非法滞留不归，从而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监管体系之外；由此带来的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不仅威胁着他们自身的安全，也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
彭轲发现，中国对境内长住外籍居民的管理体系不尽如人意。首先，相关管理职能目前被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中，每个部门只负责处理与某类外籍居民相关的事物，不利于协同统筹，浪费行政资源，还可能使不同部门相互掣肘。其次，目前在中国境内长期居留的外籍人员所持护照大多期限较短，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频繁续签，也增加了其中一些人非法滞留的可能性。此外，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员很难被有效整合进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而相关的制度创新却还处在起步阶段。最后，涉及外籍人员在华居留的法律框架没跟上形势发展。
虽然目前外籍常住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低，但必然有越来越多外国公民来中国读书、工作和生活，其中许多人或许最终选择定居。外籍常住人口的到来，不仅将为中国提供人力资本，也将丰富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密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会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