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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措施有别，但是一个逻辑是相通的：去管制化。
古巴共产党1月28日举行了建党后第一次全国会议，讨论“思维模式”，并进一步强调2011年古巴“六大”提出的改革措施，并表达了反腐的决心。这是古巴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步骤，而由新任领导人劳尔主持的改革，对过去的“古巴模式”，进行了反思和修改。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古巴模式并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在无数偶然中形成的，最终被锁定成一条道路。所谓古巴模式，是冷战美苏对峙的遗产，并非古巴的宿命。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应邀访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接近这位新锐的革命领袖。次年，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古巴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卡斯特罗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份子。
此后，古巴几乎全盘接受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苏联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僵化的政治经济模式却在古巴保留下来了。
苏联解体，本身就是既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失败的结果，失去苏联援助的古巴，不得不激活国内政治经济活力，自谋出路。
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并非一夕之功。古巴革命半个多世纪，在台上掌权的却基本还是第一代革命领导人。古巴六大之后，政治局15名成员中有12名是老年人，此外，军人在古巴政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央委员中有27位军方人士。
2008年，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接任国家领导人时说，接替哥哥位子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整个古巴共产党，言下之意，古巴未来需要政党政治而不是领袖政治。改革是一场利益调整的博弈，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重塑。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经济体系下，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使古巴形成大量利益集团或政治家族，劳尔需要跨过“上层革命”的险滩。
除了劳尔个人的政治意志以外，美国的态度也至关重要，奥巴马上台之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尤其是古巴海域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是可以期待的。而在佛罗里达半岛的上百万古巴移民，将会为古巴的改革注入资本、经验与活力。古巴已经逐渐放开古巴血统的美国公民与古巴的交流限制，当意识形态的禁忌被经济联系的纽带所取代时，这些海外的古巴人将是推动古巴改革的又一发动机。
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劳尔采取政经并举的改革方略，或许可以为古巴奠定一个比较稳定的改革框架。劳尔能够自我限制任期，说明他意识到，是良好的制度而非领袖个人，才是改革顺利的长期保证。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措施有别，但是一个逻辑是相通的：去管制化。自1928年斯大林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以来，国有化、集体化一度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特征。而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也是在逐渐消除束缚于个体之上的制度性约束。
古巴600多万劳动力中，90%以上是“体制中人”，过于平均化的结果是吃大锅饭、互相扯皮，没有人愿意劳动。古巴的粮食80%需要进口，而全国土地有一半却处于撂荒状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没有市场这一机制，劳动力的错配到了如此程度：保安的人数竟比农民多！
劳尔的改革，意在打破大锅饭造成的低效、慵懒，取消公民消费的各种限制，比如入住涉外酒店、出国旅游等；砍掉大量吃空饷的人，上百万人要从“体制内”被赶出去，他们需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市场。可以想象，如果劳尔的改革得以贯彻，那么很多古巴官员或公职人员需要“下海”。
古巴的改革，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遗产被清理，古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头再来”，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实现权力与资本的剥离。这并不意外：无论是苏联、东欧国家的转轨，还是越南的改革，核心都是由市场主导经济发展。这是劳尔开启的古巴改革同样不会违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