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人”：我们忘记了如何去记忆

    “电子人”真正的窘境在于我们都被卷入了一个划时代转化的过程，那些过去被我们称为记录、账户、条目、存档、注册、收藏、几年、目录，以及记忆的东西统统被一个简单的数据代替。“数据”已经成为我们用于形容那些随时产生的、集中存储的我们存在的证据。数据处于所谓的知识阶级中的最底层——它低于信息、知识与智慧。

    三四年前还鲜有所闻的事情现在已经比比皆是了：有次晚宴，在座的人突然为一件事争论了起来，当时有一半的人拿起手机去Google了一下，争执立马平息了。看到这一幕时，一个朋友恰如时宜地借用了一个工业时代的观点：我们的手机以及其他数据存储、网络设施是我们大脑的副手，它们仅仅是我们慢速运转的大脑的助推器，而不是太空时代（抑或后太空时代）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改革者。 

    2010年，人类学家安伯·凯斯在一个TED演讲中宣称“我们已经成为电子人了”。她说，千百年来，使用工具是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修正，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躯体自我的延伸，而是精神自我的扩展”，电子设备可以让我们任意压缩自己的时间与空间，而且只需一个按键就可以让它们自由地传播。正如她所言，“你在每个不同的设备上都有不同的时间维度……正因于此，你开始去挖掘自己身体外的记忆——你把它们遗落在了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挖掘遗失在我们口袋里的外部大脑中记忆的专家。” 

    最近，我的朋友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丢失了她的硬盘以及备份硬盘，里面存储了她几年的工作资料、她收藏的所有音乐、照片和电子邮件。几周后，我那一直故障不断的手机终于寿终正寝了——随之而去的是我女儿降生以来所有的照片。我没有备份自己的手机数据，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新电脑连接到原来的硬盘上，并且我也一直在计划着将MobileMe（我忘记了它的密码）换成iCloud（我一直拖着没做就是因为想先在一块硬盘上备份好）。我的数字存储问题就是这么互为牵绊，我都没有来得及去考虑我手机上照片的脆弱性。几周后，我还在想着什么时候一定要让自己丢失的照片神奇地回来，这马后炮的想法一直纠缠了我好久。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想到这件事儿就觉得不靠谱。 

    这就是作为一个电子人的窘境：不仅是我们越来越依赖外部设备替自己的大脑存储记忆，到头来还被这些当掉的设备玩了，而是我们都被卷入了一个划时代转化的过程，那些过去被我们称为记录、账户、条目、存档、注册、收藏、几年、目录，以及记忆的东西统统被一个简单的数据代替。 

    “数据”已经成为我们用于形容那些随时产生的、集中存储的我们存在的证据。我一点都不吃惊，数据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给予”，它指的是那些给予别人或者自己放弃的东西。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数据处于所谓的知识阶级中的最底层——它低于信息、知识与智慧。 

    科学记者Joshua Foer说，人们以前“会倾注心血于自己的记忆中。他们谨慎地装点自己的记忆，试图记住一切。而如今，电脑和手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工作，我们把记忆外包给了外部设备，结果就是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把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被遗忘的事情作为自己记忆完全不行的证据。”他说，当我们把自身越来越多的本原存储在自身之外的时候，“我们也就忘记了如何去记忆。” 

    在采访时，有人问Foer，难道记忆不也是一种负担？失去了也许会轻松。但他回答，丢失数据和忘却是两码事：它是遽然发生的，而非像忘却那样有个逐渐地、无知无觉的过程，所以它更像抢劫而不是减负。相似地，积累数据也和获得知识、经验与智慧相差甚远。 

    Foer说，“有些事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它们有意义、非常重要或者其本身的趣味。”数据没有重量，没有什么趣味，占据的空间也少。我们存储的数据越多，我们区分数据的能力、区别数据的重要性与意义的能力就会越差。 

    比如，我敢肯定我的丈夫至今仍记不住我的手机号码，这个号码从我们第一天相遇他就存在了自己的手机上；而我则记得他的号码，因为他给我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之后我把它贴在一个挂板上，渐渐地，这个号码也就有了意义。在我的脑海中，我丈夫的手机号码是和他的书写密不可分的，它活在一张边齿不齐的小纸片上，每隔一段时间，在我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浮现。 

    过去，我听的音乐都有数个视觉上的体现——唱片或者CD封面上的图片、磁带上胡写乱拼出来的记号、CD架上的排布或者在我汽车里面那乱糟糟的一团。现在，我收藏的音乐越多，我越是发现自己会在一堆名字和标题之间匆匆而过，留不下一点痕迹，这种模糊的走马观花不会带给人任何东西。 

    或许这就是过去几年间复古技术和事物复兴的原因：德国邮政提供了一个新“脸谱”（Facebook）应用程序，它可以让用户把自己的“脸谱”活动变成一本实实在在的书，书里面包含了所有你最喜爱的社交网络记忆；很多人也加入了最近兴起的“磁带文化”运动；一群宝丽来的狂热迷发起了一个叫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项目，获得了继续生产宝丽来胶片的权利，而正是由于他们，宝丽来又回来了。 

    然而，不管复古风如何吹，我的女儿都不大可能接触我所接触过的事物了：记事板上的贴画、阁楼里的箱子、富有意义的幸运符。这些繁重的过往以及几乎已被遗忘的自己，最终将会是她继承的负担。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