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动荡里的中国人

    编者按：从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民众爆发街头示威，并迫使总统穆巴拉克辞职，成为“阿拉伯之春”中一个重要样本。如今，一年过去，埃及已经开始审判穆巴拉克，并举行了议会选举，但这个国家仍处于动荡中。本报记者追访部分中国人一年中对埃及事件的观察，希望能提供一个新鲜视角。

    过去一年里，在埃及街头经历“阿拉伯之春”风暴的，有许多中国人。他们中包括前来留学的学生、淘金的杂货商和饭馆老板、嫁给了埃及人但保留中国国籍的主妇，以及米乐——一个跟着来埃及工作的父母居住在尼罗河畔的6岁男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米乐对尼罗河边的金字塔失去了兴趣。他蹲在栏杆后面，拿着望远镜，认真地数不远处坦克的数量。自从2011年1月25日起，随着“阿拉伯之春”蔓延至埃及，这些中国人既作为外人旁观着社会风潮，也作为当事人亲历着生活动荡。

    与远在国内、通过媒体了解埃及动荡的中国人不同，他们通过窗外的口号声和枪声、通过生意的好坏来感受这场风波。

    更关键的是，一年过去，《青年参考》记者采访发现，这些人不只见证了变革，也多多少少被变革改变了。从开罗回来后，米乐时不时会蹦出一些很多同龄人听不懂的词，尽管他自己并不见得真正明白其中一个词的意思——革命。

    6岁中国男孩：“这些埃及人不喜欢他们的领导”

    正当在国内的同龄人大多盯着电视看喜羊羊如何打败灰太狼时，米乐和小伙伴坐在开罗一间办公室中央，仰着头聚精会神地看电视里埃及青年正拿石头砸向防暴警察。那些天，半岛电视台反复播放着开罗街头的示威游行实况。

    米乐是忠实的观众。他还学会了严肃地向比他小两岁的伙伴解释：“这些埃及人不喜欢他们的领导，不想让他干了。”

    这是他从大人那里听来的道理。除了“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的词汇外，米乐还没有学会更多词，来形容埃及发生的变化。

    但每一个生活在埃及的中国人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一切都“乱了套”，有的监狱里犯人都逃出来，米乐就读的学校不得不停课，他曾经每天经过的上学路上，停着一辆辆坦克和装甲车，而如鞭炮声一般的枪声也不断在耳边响起。

    平日里坐得满满的中餐馆不得不停业，工厂也不得不关门大吉。骚乱期间，开罗市面一度出现了食品和饮用水的供给紧张。开罗机场大厅也挤满了迫切想要离开的人。他们为了一张离开开罗的机票争得面红耳赤。

    埃及人希望用一场“革命”改变自己的处境。而对于到埃及淘金的中国商人来说，这场革命也改变了他们的处境——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埃及华人联谊理事会会长陈建南提供了一份数据：在埃及投资部注册在案的中资私营企业一共有1300多家，但如今能够正常营业的不超过300家。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场变革给华人商家带来了很大冲击，他估计，“至少造成了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损失”。

    由于埃及政局动荡，市场疲软，很多商家都离开了。“虽然现在埃及已经开始了议会选举，但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治安，还顾不得经济问题，这里的前途依然不明朗。”陈建南说。

    当然，对旅居埃及的中国人来说，变革也带来了某些“便利”。受了重创的埃及旅游业让旅行变得便宜。在埃及留学了半年的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王潜之有这样的体验。过去200美元一晚的酒店房间，现在只要不到60美元。而他在一个叫“黑白沙漠”的景点露营3天，只花掉了不到200元人民币，这里曾经是最热门的沙漠景点，但当时只有他和朋友在。

    站在车厢里，王潜之还清楚地看到，开罗地铁再也没有“穆巴拉克”这一站，站牌上的字被狠狠划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名称——见证者。

    “对刚来的华人，我都鼓励他们先回国”

    一对在埃及做石材生意的中国夫妇在家中惨遭割喉，遇害的女性怀有5个月身孕。

    当人们远在中国，讨论着埃及的政局形势、民主前景或独裁者命运时，在埃及的中国人心里惦记的是更具体的事情。

    在开罗生活了21年的马铬，心里充满了对混乱的担忧。她从没见过埃及如此乱象，物价飞涨是引起示威的原因之一，但“革命”之后，物价涨幅更是变本加厉，前些日子3埃镑一包的香烟，现在7埃镑还不见得能买到。

    这个“老开罗”思考的并不是一些宏大的政治命题，她更忧心安全。动乱过后，埃及国内治安形势恶化，偷抢等刑事案件显著增多，受害者里有在开罗的中资企业、中国餐馆和华人。

    2011年8月，一对在埃及做石材生意的中国夫妇在家中惨遭割喉，遇害的女性怀有5个月身孕。

    “过去开罗的治安也不好，但是犯罪大多在郊区，现在就算是个富人区，抢劫事件也时有发生。而且过去抢东西的多是穷人，但现在就算是开着好车的有钱人，也会从副驾驶上伸出手抢人的包，反正没人管嘛。”马铬说。

    当然，她也会与人谈论“自由”这样的话题。坐在出租车上，马铬跟埃及司机讨论起时局，对方很高兴地说，他觉得自己现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对刚来的华人，我都鼓励他们先回国。一方面，这段时间埃及不太安全，另一个方面，在这里也没什么钱好赚。如果现在有新兴的企业想要到海外投资的话，埃及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陈建南说。

    作为埃及示威游行的风暴眼，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曾经是马铬常常向国内来的朋友夸耀的景点，那里干净、整洁，她最喜欢建议朋友有空就去广场的草坪上晒太阳。

    但经历了一场变革之后，现在的广场“一点草皮也不剩了”，就连人行道上的砖头都没了，因为在“革命的时候都被撬起来当武器去了”。

    改变埃及的18天早已经过去，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开罗已经没有了宵禁，但人们不自觉地主动缩短了呆在外面的时间。

    过去，开罗像是“不夜城”，很多商家工作到凌晨3点还不觉得晚，但现在一过晚上10点，陈建南就会要求工厂关门，“不然就太危险了”。而晚上9点以后，人们也都尽量避免出门了。

    “这不会又要暴乱了吧？”

    “那些羡慕的人，谁想来就来吧！我是真想回到中国去。”

    与大人相比，米乐似乎更爱讨论政治。每当别人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外面这么吵吗？”的时候，他总是抢着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穆巴拉克，想让他走人。” 

    “羡慕革命的人，谁想来就来吧！我是真想回到中国去。”这是王潜之的心里话。这样的话，在那些住在埃及的人口中，经常能听到。

    如今，米乐已经回到国内，开始过着跟同龄人一样的生活。但很多变化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了。

    刚回到国内时，每当听到窗外扛着铁锹的施工队大声地用他听不懂的方言吼着话，他就会一下子紧张起来，忧心忡忡地询问陪他玩的大人：“这不会又要暴乱了吧？”

    叔叔笑着冲他摇头，米乐还很不放心，低头闷声继续自己的事——拿着颜料涂画。米乐喜欢画画。他有一张画着电视机的画，他指着电视里的两个人像解释说，这是穆巴拉克，那个人是苏莱曼（埃及前副总统、情报系统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