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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历史？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历史学者吴思。
《时代》周报：今年11月，您和6名中国同事（包括记者、学者和律师）受绿党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邀请，在德国待了一周。您在这儿肯定碰到了诸如“接受过去”或“了结过去”这类繁琐的词语吧。中文里有与此相对应的说法吗？
吴思：没有。我认为这些概念具有典型的德国特点，它适合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方式。
《时代》周报：您认为这种对待过去的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吴思：我认为有4点。首先，德国对待历史一直遵循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是谁？这是一项重大共识——这就说到了第二点，即人的尊严和权利必须得到尊重，这个共识反映在宪法中，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第三，评价历史不是来自上面，公民才是决定性参与者。第四，这个过程不是封闭的，新一代人会参与进来，推动整个过程。
《时代》周报：历史也是维持统治的一种手段吗？
吴思：这首先关系到统治的合法性。现在可提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但非常有限。“我们是谁”和“我们要成为谁”的问题，是以这样的形式和方式表现出来的，而在德国却不是这样。
《时代》周报：在20世纪，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德国，都曾有过不堪回首的历史……
吴思：我们希望把在这里得到的印象和认识，介绍到中国去。事实上，转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政府参与进来，或者说对此给予更多宽容，这完全能做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太弱小，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办到。即使我们现在介绍德国之行，也必须讲究策略。比如，我们首先讲德国如何对待纳粹历史，其次是东德历史。
《时代》周报：您在1957年出生。文化大革命末年，您当过红卫兵。从1976年至1978年，您还成为国家“青年学者”。您自身的经历与您的观点有何联系吗？
吴思：文革开始时，我才9岁，18岁中学毕业，接着要下乡。当时，我满腔热血：我要建设公社，按照毛泽东思想，那是人间伊甸园。那时我比其他人都左，非常理想主义，但很快就碰到了问题。
《时代》周报：因为其他人不赞同您的理想主义？
吴思：在公社，每户人家都有一小块地。干旱时，我要求农民先给公社的田灌溉。但他们不听我的，都把水留给了自家田。在自家地里，他们干活很勤，而到了集体地却磨洋工。我自己干活着了魔，要求农民也和我一样。徒劳！我认识到：这个制度不起作用。那时候我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为什么我失败了？从那时起，我试图去了解中国历史，把握其中的规律。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时代》周报：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主要由于大学生的推动，西方出现反思过去和社会开放。中国年轻人也有了解历史、探寻自我的冲动吗？
吴思：看看我女儿，我得承认，没有。她不关心历史，只对股票感兴趣。但我想，也有年轻人对历史感兴趣，不关心股票。我隐约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代人更关心历史。
《时代》周报：为什么？
吴思：因为尽管条条框框不少，但多样化描述历史的机遇大大增加了。或者可以说：因为现在有更有趣的书。
□德国《时代》周报（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