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死于同胞刀下

    如果儿子浩文不是个顾家的人，也许他会抛妻弃子，回到中国。可是，他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

    夏天就这么平淡无奇地过去，直到7月初的一天，突然从洛阳来了封信，里边有一张字条和一张报纸剪报，上面有我儿子浩文的照片。报上那篇短文的标题是《游击队严惩汉奸卖国贼》，我读着文章，心头开始狂跳，不得不坐下来。文章说，浩文是在一家剧院门前被刺杀的。“大快人心！又一个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作者写道。

    丽雅念了用铅笔写成的纸条，上边说：“高阿姨，你的儿子浩文被杀死了。他是个好人，是出去给老百姓看病时，被他们用刀刺杀的。……对您失去亲人，我深感悲痛。”奇怪的是，写信人没有留下姓名，不过从信上流畅的笔迹，可以看出他一定是个中国人——也许是浩文的同事，也在日本军队里服务，所以不敢签名。

    我家的天塌了，可我们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我把门插上，又关上了窗帘。我和丽雅哭得死去活来，瘫倒在床上，两人的头挨着，头发混在一起，都被泪水打湿。“妈，我们为什么会遭这样的大难？为什么啊？”她不停地哀号着。

    我本能地意识到，决不能让邻居听到哭声。浩文的后事我们也不能去料理，只能让他在什么地方当个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了。日本人并不把他们的阵亡士兵送回国，顶多在每具尸体切下一根指头，把所有指头一起火化，再把骨灰分给每个家庭一点儿。

    夜里，我和丽雅谈起浩文远在东京的妻子和儿子。越想他们的前景，越感到无望。此时此刻，我们根本无法帮到盈子和阿真。事实上，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存在都不能公开。我们相信，日本军方一定已经把她丈夫的死讯通知盈子了。我禁不住地想象那些等待她的守寡日子。从现在起，阿真就没有父亲了，他可能会被别的孩子当成“中国小杂种”，别人都会嘲笑他、欺负他。我的五脏六腑好像被几只巨手拧绞着，不禁又痛哭起来。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日记里，每当提到浩文之死时，我只说成是日本人犯下的罪恶，现在我没有儿子了，担心写下真话来会被外人看到，这样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我胡思乱想了很多，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记得20年前，我们经常在秋天里到紫金山去采蘑菇。那时候，纪念孙中山的宏伟灵堂还没有建立。我们会带上一小篮子吃的，在湖边或者明孝陵的石头动物和大枫树下野餐。天空蔚蓝，秋高气爽，不时吹来和煦的微风，轻拂着嫩枝绿草。我们还到长江里划船，丈夫耀平在这种时候往往兴致极高，常常吹起笛子，我则坐在租来的小船的船尾，用一只独桨静静地划着。浩文和丽雅玩着浮水，在浅水中漂流。浩文发明了一种游泳姿势，他说叫“蛙刨式”：胳膊的动作是蛙泳，腿的动作是蝶泳。他还把这种游法教给丽雅，可她的胳膊和腿就是不会那样配合协调。那些快乐的时光，遥远得就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浩文就这样死了，尸体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就算他还活着，我想他也永远不再是那个活泼的孩子了……如果他不是个顾家的人，也许他会抛妻弃子，回到中国时，会很快从“皇军”开小差，然后可能参加抗日部队，幸存下来，人们甚至可能把他当成舍家卫国、奋力抗敌的真汉子去尊敬。可是，他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

    □摘自《南京安魂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