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诉讼是种“传染病”

    人权诉讼是种“传染病”，对确立新的民主体制至关重要。

    以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名，将前国家领导人送上法庭，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一般而言，许多知晓这些罪行的人也是幸免于难的受害方，他们在对残忍的独裁者及其同伙的审判中找到了慰藉。而在其他一些场合，负罪者因为各种因素干扰而逍遥法外，例如，纳尔逊·曼德拉不对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领导人追究刑事责任，就备受外界质疑。

    在新著《司法联动》一书中，凯瑟琳·斯金克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她不满足于泛泛而谈，而是试图从对大量案例的研究中得出某种普适结论。她的确做到了，并提出了两个强有力的论点：第一，追究前领导人的法律责任，能够增强对民主转型成功的预期；第二，也就是所谓的“司法联动”，即这类诉讼有望成为世界性规范，从而使侵犯人权者无处可逃。因此，尝试用国际法进行人权诉讼，可作为未来对此类犯罪的最佳威慑。

    美国人也不能独善其身

    《司法联动》指名道姓地提供了那些被废黜的独裁者在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受审经历。尽管该书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完稿的，但它的上市堪称恰逢其时。新一轮人权诉讼的幽灵——无论是在本国或在某些国际法庭提起——已经笼罩着一些前国家领导人，包括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还有他们的部分家庭成员和同党。

    斯金克对那些怀疑论者进行了驳斥，后者把这类诉讼和审判斥为“既不公正也不和平”，“是无用的赝品”。她认为，在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普及的人权诉讼，已成为促进民主转型，防范任何权力者残酷迫害平民的有力武器。她借助大量的数据和记录，从根本上否定了“应该先巩固民主，之后再开始审判”的论点。在斯金克看来，早早就决定要进行审判的阿根廷、危地马拉和秘鲁，都很快确立了新秩序，并有效防止了反民主势力的挑战。

    斯金克也谈到了小布什政府中某些显赫人物涉嫌侵犯人权的问题。以往的看法是，那些官员逃脱了所有的法律责任，不用对发生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监狱的可怕事件负责，嫌犯被转移到埃及等国后受到虐待，也和他们无关。斯金克争论说，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确定侵犯人权的行为应受起诉，美国卸任官员，如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已经认识到，他们不再具有免予惩罚的特权，如果到美国境外旅游，就有被捕的危险。

    审判的副作用有待评估

    斯金克的描述从历史和全球的维度展开，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国际规范的发展和扩散。至少对她来说，结论是明确的：人权诉讼是种“传染病”，对确立新的民主体制至关重要。当然，某些人依然会有疑问：人权诉讼对民主的贡献，是否真像她所主张的那样大？

    必须承认，本书几乎没有涉及到两点，一是没有更广泛地探讨民主转型的具体案例，二是没有对转型中的不同国家进行更精确的比较。她认为，1989年后，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能实现民主，是因为缺乏对前政府官员的审判，这准确吗？我不禁要问，在欧盟现有的成员里，某些同样没有对前政权官员进行过任何审判的国家，仍然确立了民主制度，又该怎样解释呢？一个转型中的专制国家，是否承受得了用审判“净化”其管理精英的副作用呢？这些审判能够避免受到复仇狂热的玷污吗？斯金克理应对这些问题做更彻底的探讨。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得感谢她辛勤的工作。本书的说服力，源于作者将学术分析和个人思考有效地编织在一起，通过纯熟的写作技巧，摆脱了过分的学究气，在字里行间注入了传记般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轶事和有见地的采访。《司法联动》既是对世界政治中一种新兴特征的分析，也是给那些侵犯人权者未来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再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

    作者其人

    凯瑟琳·斯金克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和法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思想与机构：巴西和阿根廷的发展主义》、《跨越国界的活动家》和《人权的力量：国际规范和国内变化》等，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国际法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尤其是人权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