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追求的目标并不必然和政府一致。相反,随着大型国企财力和市场垄断变大,它们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也日益扩大。政府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控制力反而越来越有限。
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马上推出了数量极大的配套来应付危机。较之西方任何政府,中国政府的举措更为有效。
中国政府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控制着中国的实体经济命脉。这个经济杠杆是所有西方政府没有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主要是因为这个杠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应付危机方面,中国经济模式比美国模式更为有效。这也是这些年一些人对中国模式抱过度乐观的根源。
政府对国有企业失控
现在看来,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应对举措,是在对经济危机怀有深刻恐惧感的情况下出台的。当时的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政府的任务只是防止危机扩散到中国。
中国这样做的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经济,尽管在客观层面,产生了这样的效果。除了对危机的恐惧感而产生的非理性因素之外,既得利益的追求是这个计划背后的最大推动力,而国有企业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
政府庞大的计划是通过国有部门来执行的,大量的财力流向了这个部门。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部门。
首先,如同华尔街,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呈现出了“过大而不能倒”现象。政府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危机、赚钱,甚至来实现其它一些非经济目标(例如社会稳定),所以政府必然为国有企业提供无穷的支持。但是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必然和政府的一致。相反,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距政府目标正越来越远。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力和市场垄断的强大,它们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也日益扩大。政府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控制力反而越来越有限。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府,国有企业也绑架了中国政府。
国有企业这种和政府目标背道而驰的做法,已经促成了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很多年里,平衡经济结构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主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失衡。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把触角伸到中国经济各个领域。国有企业已经大量侵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哪里可以盈利,哪里就有国有企业。
第二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国有部门扩张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萎缩。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劣。这导致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出走其它国家。
这些现象已经暗示了第三个失衡,并且是更为严重的失衡,即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失衡。世界经济的混乱现象在本质上是“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的结果。如果市场有能力,或者政府有能力,世界经济可以出现相对稳定的秩序。但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和政府都失灵了。在西方,这是因为华尔街经济;在中国,这是因为国有企业。
中国国企与美国华尔街的异同
在西方,华尔街可以影响政府,但政府影响不到华尔街。华尔街并不在任何市场意义上进行运作;相反,华尔街不仅破坏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而且创造着以其为中心的市场。
在中国,国有企业也有类似功能。国有企业绑架着政府政策。例如中小型民营企业问题。在政策上,政府制定了诸多意在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不过都是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执行下去。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在作怪。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竞争政府资源?很显然,这不是竞争,谁输谁赢是明摆着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国有银行会选择谁?这也是明摆着的。政府左右不了国有企业,相反国有企业能够左右政府。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代表市场,而是在很大限度上操控着市场,破坏着市场。国有企业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占据优势,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通过对经济空间、资源和人才的垄断。在所有这些资源随手可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走辛苦的市场路线呢!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在非国有部门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在中国变成一种现实。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通过国家的财政、金融等等举措就能很轻易地操控市场。对国企来说,市场仅仅是一种工具。市场要服从国有企业的利益。
这和西方刚好相反。在西方,政府力量再强大,也必须服从市场;而在中国,市场力量再强大,也要服从政府。西方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来限制企业操纵市场。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则恐怕无力对国企实行反垄断,因为国企已经是国家财政经济体系重要部分,“左手规制右手”不会在任何意义上获得成功。
简单地说,无论是应付危机还是争取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不同性质。概括地说,这两个模式代表两个极端,一个是市场包涵政府(美国),另一个是政府包涵市场(中国)。当市场逃避了政府规制的时候,美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当政府完全控制了市场的时候,中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只有把中国模式的性质认识清楚了,人们才能作出科学的政策。否则的话,政策很可能是误入歧途,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标题系编者所拟。本文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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