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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构建以及推进改革得以实现等方面，美国左派确实表现欠佳；不过，在改变这个国家的道德标准、提升民众觉悟等精神领域，他们的工作一直是卓有成效的。
左派的历史值得骄傲
如今有许多人断言：美国的左派已经消亡。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些人面对资本主义的一次次危机，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抗议，没有领导过重大的起义，更不曾催生显著的制度或政策革命。在最近一次的中期选举中，成功利用公众对经济的不满来颠覆现状的，是茶党而非左派。在21世纪，社会主义之梦几乎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幽灵划上了等号，只有在民主党人暗示“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险是为了公众利益”时才会被提起。
乔治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津承认，当下的美国已进入了“左派历史的最低点”，但他力劝左派及其同情者不要绝望。在他看来，在制度构建以及推进改革得以实现等方面，美国左派确实表现欠佳；不过，在改变这个国家的道德标准、提升民众觉悟等精神领域，他们的工作一直卓有成效。今天美国左派的真正问题，是其成员已经忘记了如何从长计议——怎样才能超越令人灰心丧气的现实，去描绘更加耀眼和平等的未来。
《美国梦想家》一书，便是卡津为唤回美国左派的进取心而付出的又一次努力。身为《异议》杂志的编辑，作者自身就是左派中最有口才的代言人，他把该书作为大胆的尝试，想为同志们重塑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他指出，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左派无数次敲响了社会公正的警钟——奴隶制、工业剥削、妇女受压迫等——这些不公平现象往往是其他人拒绝正视的。现在，左派应该勇敢地昂起头来，为这些贡献接受自身应得的荣誉。
构筑乌托邦是孤独的
谁是，或者谁曾经是“美国左派”呢？今天，很多人用“自由主义者”这个词来概括。然而，按照卡津的看法，这样的解答可谓似是而非，因为在历史上，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经常把对方视为仇敌。至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自由主义者更强调修修补补，希望以更温和的方法改善现状。相反，左派致力于彻底颠覆社会结构，从废奴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乃至同性恋权利运动者，都曾为“创造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而战，并期待着获得历史的承认；他们的某些理念，则已被悄悄升格为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
大多数情况下，左派人士的思想看起来都很崇高，却常常因为自己的事业而受苦，至死得不到普遍认同。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由于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关进监狱，1921年获释后，却发现已被自己创造的运动所抛弃。曾被誉为黑人权利运动火炬手的斯托克利·卡米歇尔，在几内亚默默无闻地死去，临终前仍期待着点燃泛非洲革命的烈火。卡津笔下的人物是鼓舞人心的，但他们的经历也解释了长久以来革命之路只为少数献身者所保留的原因。构筑乌托邦通常是一项孤独的工作，特别是当历史潮流朝反方向运动时。
卡津对新左派也做了类似的分析。上世纪60年代，不少年轻的激进分子犯了很多错误，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此后不到20年间，新左派帮助美国实现了民权承诺，结束了越南战争，而且为妇女和同性恋者创建了更宽容的世界。
美国左派的“主场”在文化领域
《美国梦想家》并非一本说明性质的书，但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卡津的观点是：在宣扬无神论、集体主义和净化思想方面，美国左派基本上是失败的。相比之下，在争取个人权利方面，他们更成功一些。支持同性恋婚姻，就是美国左派主导的、最有成效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是婚姻制度的一场变革，从民权视角看，还意味着把更多的人包容进来。
如果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左派的“主场”不在政治领域，而在文化领域。早在上世纪30年代，某些前卫艺术家便创作了一系列经典作品，其中包括伍迪·格思里的《这片国土，你的土地》以及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他们都以令成千上万普通百姓陷入困苦的大萧条为故事背景。到了60年代，叛逆风格的流行音乐再度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直至今天，这些文化运动的余波，仍在影响美国人的观念。
卡津所言不虚——尽管不是所有左派人士都信奉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理论确实解释了从种族歧视到性别压迫再到工资待遇，种种问题为何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禁怀疑，今天的美国左派能否重建某种乌托邦愿景。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丧失了激情，这不仅是因为已经不存在像奴隶制那样“重大或紧要的事情”，而且还在于，那个左派曾经口诛笔伐的、应当通过社会主义来改造的旧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美国《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