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对前领导人问责的国家大多数都能变得更强大

    被控犯有谋杀罪、种族灭绝罪或反人类罪的前政府领导人们余日无多。几个月前，最后一批塞尔维亚逃亡战犯被引渡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审判已在开罗开庭；国际刑事法庭还就肯尼亚2007年8月总统大选后的暴力事件召开了听证会。

    这些事件已经引起怀疑主义者的担心。他们忧心忡忡地认为，此类起诉、审判会破坏民主进程，加剧冲突，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人权侵害事件。

    批评人士指出，遭受指控威胁时，诸如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和苏丹总统巴希尔这样的独裁者会竭尽全力自我防守，而不会给民主过渡留下丝毫余地。在萨尔瓦多，当地法院拒绝引渡被控在22年前谋杀基督教牧师的官员，理由是，此类指控会破坏当地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引渡是不是一定会使萨尔瓦多失去稳定局面，也不清楚如果国际刑事法庭不起诉巴希尔和卡扎菲，苏丹和利比亚的局势会不会比今天更好。

    我的研究表明，在从权力主义政府走向民主，或从内战走向和平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进行人权审判的国家人民受压迫的境况，比那些没有进行人权审判的国家好得多。

    通过对比实施过人权审判的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与没有实施人权审判的巴西等国家，我发现，人权审判并不会加重人权侵害，伤害民主或导致暴力。在1980年到2004年期间完成转轨的100个国家中，有48个国家完成了至少一起人权起诉审判案件，33个国家完成至少两起此类案件。在那些让前官员接受审判的国家中，刑讯逼供、立即处死、被迫消失和政治犯囚禁等发生的比率都更低。虽然内战会加剧镇压，但内战背景下的人权审判并不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类证据并不能告诉我们某个具体的国家会发生什么，但这是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的基础。惩罚和耻辱会让践踏人权的行为付出更大代价，因而会给后来的领导人敲响警钟，不再侵犯人权。

    从1949年进行纽伦堡二战战争罪犯最终审判到上世纪70年代，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首脑和政府官员因为侵犯人权而接受审判。但是近20年中，此类审判案例呈现上升趋势，最新走马上任的官员在决定“干掉”或折磨政治对手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另外，此类审判的威慑力还会跨越国界（影响其他国家）。如果一个地区的很多国家都对独裁者展开起诉审判，那么在邻国即使没有启动相关的审判，国民的受压迫程度也会大大降低。

    在拉丁美洲，年轻军官们只需看看阿根廷和智利的“前车之鉴”，就可以吸取教训，并明白如今对独裁者的惩罚比过去加重了多倍。阿根廷和智利两国曾经分别有81名和66名前军事独裁者被宣判有罪而入狱。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地区国家军事政变现在如此罕见。

    同样，目睹“开罗法庭里置身囚笼的穆巴拉克”这一镜头，足以阻止该地区其他国家官员对民众实施“高压”措施。但是这一点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可能毫无帮助，不大会发挥阻止作用。但独裁者历史表明，一些领导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死死抓住政权。因此，很难断定“面对审判威胁”对其继续实施铁腕措施起到何种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必须立即同时展开广泛的政治审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渴求具有持续性。但是如果审判的政治条件在民主转轨之后没有立即成熟，此类“秋后算账”审判可推迟进行。

    波尔布特政权下台30年后，柬埔寨人有了他们的“纽伦堡”。在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将近170万人成为牺牲者，这几乎是柬埔寨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乌拉圭当地法院花了20年时间，才审判了总统胡安·玛丽亚·博达维里执政期间涉嫌参与4起暗杀的罪行，他被判处30年监禁，于今年夏天在家中去世。

    对任何国家而言，勇敢地面对过去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当面临“问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想翻过历史一页，放眼美好未来。但是人们对正义的要求和呼声强劲有力。那些对前领导人问责的国家，大多数都会变得更强大。

    摘编自《纽约时报》，作者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