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4年,遭经济衰退打击的富国,与欣欣向荣的新兴经济体形成强烈对比。今年,富国的经济灾难已经溢出,波及到政治层面:欧洲诸国政府深陷欧元危机,动弹不得,美国主权债务也遭降级。印度、印尼、巴西等国家虽然经济取得成就,也面对和西方一样的不满声音。当然,中东国家就更不用提了。在印度,总理辛格遭遇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挑战,反腐运动老斗士哈扎雷曾在大规模示威抗议中绝食。印度财政部前任官员莫汉·古鲁斯瓦米说:“在街头所能看到的抗议活动,其实是中产阶级的反抗。”
在巴西,也能看到类似反腐情况。自6月开始,巴西总统罗塞芙解雇了她的幕僚长、交通部长、交通部数十位官员、农业副部长,这些人全被控行为失当。农业部长自己辞职,旅游部有超过30名官员(包括副部长)因涉嫌腐败被捕。这么大规模的贪污丑闻同样也不是第一次,而巴西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在于,总统似乎早一步清理了门户。在富国,政府的卑微是经济速度放慢的主要原因,另外,对公共财政的掌控也出了问题。新兴经济体诸国的政治灾难另有原因,最可能的原因是:中产阶级兴起使得政治开放的呼声渐起。
根据世界银行的马丁·拉维利昂所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一天收入2到13美元)人数从1999年到2005年增长了3倍,达到15亿人,拉美则从2.77亿增加到3.62亿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从1.17亿人增加到1.97亿人。民调显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有其独特性。根据“皮尤全球态度项目”针对13个新兴市场的调查,中产阶级比穷人更重视言论自由和公正选举。这意味着,随着中产阶级兴起,有关国家治理等抽象概念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在印度,就出现了所谓的“自发的中产阶级起义”。
□英国《经济学家》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