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从地狱逃出的戒指

    这天夜里，战俘们近乎疯狂。黑暗中，尖叫声此起彼伏。有人自我了断，有人互相残杀。为了求生，他们饮尸体的血，喝自己的尿，结果还是有50多人没能见到曙光。

    当这枚蓝宝石戒指被人们发现时，它已经在泥土里躺了差不多有17年。

    一个挖掘工人无意中在泥浆中找到了它，并打算据为己有。那是1962年的春天，美国海军正在韩国仁川某地施工。

    另一位名叫李素荣的韩国工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当时并没怎么在意。直到这天晚些时候，当李素荣为时任美国驻韩海军司令乔治·普雷西少将开车时，他不经意地发现，普雷西手上佩戴的戒指，外观与工友描述的那只新发现的蓝宝石戒指非常相似。

    李素荣把听说的消息告诉了普雷西。两人立刻驾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仁川街头，终于在一家当铺里找到那位工友。当时这枚戒指正要被送入熔炉，被两人及时制止。待它冷却后，普雷西小心翼翼地拂去上面的污垢，立刻认出，这确实是一枚精心打造的“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颁发时间为1932年。他自己恰好是美国海军学院（该校坐落于安纳波利斯）那一年的毕业生。

    普雷西抑制住飞速加快的心跳，拿起戒指迎着阳光细细观瞧，一个熟悉的姓氏跃入眼帘：戴尔。

    震惊与悲痛一时间充满了这位51岁将军的心。戒指的主人明特·戴尔，是普雷西在军校就读时的好友。他们曾在曲棍球场上共同迎战对手。1934年，普雷西还受邀出席了戴尔和妻子丽莎的婚宴派对。

    戴尔来自一个政治世家，是个开朗、强壮而懂礼貌的大男孩。丽莎则为了爱情甘愿放弃成为舞蹈家的梦想，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普雷西最后一次得到戴尔的消息，说他正在指挥战舰。问题在于，戴尔是被派往东南亚驻防的，他的毕业戒指为什么会在20年后，出现在千里之外的韩国仁川呢？普雷西于是遍访故人，追寻这枚戒指历经的旅程。

    “人间地狱”

    根据美国《史密森尼杂志》近日的文章，1941年明特·戴尔出任“Napa”号运输舰舰长。最初的生活是枯燥的，执勤之余，他猛敲打字机，向远方的爱人书信传情，直到珍珠港的空袭警报把这种虚假的安宁撕碎。

    在连天的炮火中，戴尔指挥“Napa”号坚持执行任务，终因燃料耗尽，被迫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抛锚。没过多久，日本军队攻陷邻近的巴丹半岛，随后向科雷吉多尔岛发起疯狂的进攻。5月6日，无路可退的美菲联军挂出了白旗。

    “别担心。我永远爱你！”这是戴尔被俘前写给丽莎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一周，丽莎收到美国海军部的电报，称她的丈夫失踪了。

    事实上，失踪的戴尔正被送往日军的卡巴那图战俘营。所幸，老天没让他经历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这次行军里程长达百余公里，大批战俘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因为罹患肺炎，戴尔耽搁了数周才乘车抵达战俘营。

    直到1943年，美国红十字会才告知丽莎，她的丈夫当时还活着。这个消息让丽莎长舒一口气。但她并未意识到，卡巴那图战俘营因疾病、饥饿、拷打，早就被战俘们称为“人间地狱”。惟一被日本看守容许的对外交流方式，就是每隔几个月，让战俘填写“红十字卡”，向亲人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卡片上的内容被限制在50个词，且内容要受到严格审查。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资源匮乏的日本在持久战中逐渐落在下风。当年仓皇撤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上将，开始兑现自己的诺言——“我一定要杀回来！”可是，与正面战场的节节胜利相对，美军战俘的处境愈发险恶——戴尔寄来的“红十字卡”显示，他每天只能获得10盎司（约280克）大米，被俘前的体重有200磅，当时仅剩165磅。其实，戴尔完全可以拿戒指买通看守，起码让自己填饱肚子，但他并未考虑过这一选项。

    或许是意识到劫难将至，戴尔在给妻子的卡片上写道：“紧紧抱着孩子们，把我的爱传达给他们。你必须坚强！我也会坚强。我们必将再次团聚，无比幸福地生活下去。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保持振作！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挚爱！我的一切！你永远的明特。”

    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戴尔当时是否意识到，这封信将是自己留给人世最后的遗书。

    “死亡之船”

    次日早晨，戴尔带着这枚戒指，和其他战俘顶着烈日排成长龙，登上了后来被称为“死亡之船”的“鸭绿丸”号。

    日军士兵驻扎在甲板上，约2000名日本贫民被安置在甲板之下，所有战俘则被“塞进”区区3间货舱内。舱顶非常低矮，想要起身站立都是奢望。由于通风和卫生条件恶劣，室温不断上升，加上饮水供应少得可怜，很多战俘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症状。第二天一早，已有近百人一命呜呼；此时，“鸭绿丸”号刚刚启航。

    更可怕的是，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竟没有把“鸭绿丸”号以“运囚船”标示，致使无处不在的美军战机在一天之内对其发动了9次空袭。枪林弹雨中，日军藏的藏、躲的躲，战俘们却依旧被锁在逼仄潮湿的货舱内，舱内温度此时已飙升至48摄氏度。

    这天夜里，战俘们近乎疯狂。黑暗中，尖叫声此起彼伏。有人自我了断，有人互相残杀。为了求生，他们饮尸体的血，喝自己的尿，结果还是有50多人没能见到曙光。

    第二天上午，随着一声巨响，鱼雷击中了“鸭绿丸”号。在日军的枪口下，包括戴尔在内的幸存者游泳上岸，旋即被关进菲律宾奥隆阿波市的一个网球场内。由于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戴尔的健康状况已无法挽回。弥留之际，他倚在伙伴道格拉斯·费舍尔上尉怀里，亲手将自己的毕业戒指交到后者手中，叮嘱他务必转交妻子丽莎。 

    1944年12月15日，时年33岁的戴尔带着对爱人的不舍与世长辞。

    不翼而飞

    5天后，费舍尔上尉和其他战俘们被送往韩国仁川的一座战俘营，随身带着这枚戒指。

    可再谨慎的人也会有疏忽的时候。一天早上，患病的费舍尔在医院中醒来，习惯性地摸摸口袋，却发现戒指不翼而飞！他慌乱地把床铺和衣服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还是一无所获。

    “我确信它被人拿走了，”他回忆说，“那一刻天旋地转。”

    尽管日本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让费舍尔得以死里逃生，但辜负了逝者的遗愿，他为此深深自责。回到美国不久，他便赶往加州长岛与丽莎会面，强忍着泪水，向她详细讲述了戴尔从被俘到离世的前后经过，并将自己的手表赠送给时年8岁的戴尔之子维克特。

    谁也不曾料到，这枚戒指，其实就静静地躺在费舍尔在仁川睡过的床铺下的泥土里，直到17年后被李素荣和普雷西找回。

    经军方安排，戒指终于回到丽莎手中。这个女人当时已经身患癌症，在亲眼目睹丈夫的遗物神奇现身后，她心中再无牵挂，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

    但故事并未获得完满的结局。

    母亲死后，戒指传给了维克特，并被封存进一个精致的木盒，挂在他位于巴黎郊区的别墅客厅里。然而1967年的某个清晨，维克特夫妇下楼时，发现木盒不知所踪——有窃贼在前一天晚上趁虚而入，掠走了客厅中的财物。

    就这样，这只从“地狱”逃出的戒指，在穿越了战争与和平、罪恶与血泪、绝望与思念、伤痛与喜悦之后，再度失去了音讯。

    此后许多年里，戴尔家族的后人始终在打探它的下落，但是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