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乒乓外交”到“篮球斗殴”

    乒乓外交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昔日的口号已经倒过来，变成了“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40年前，当中国基本上还处于闭关锁国时，毛泽东主席邀请一批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赴华参加一周的友谊赛。当时的中国封闭而贫穷，刚刚告别“文革”的动荡岁月。毛泽东看到体育有助于中国摆脱孤立。

    “乒乓外交”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两国关系的解冻铺平了道路。那时候，中国人喜欢在体育表演赛上打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红色条幅。

    但是，近日美国乔治敦大学篮球队与中国八一“火箭”队在北京奥运篮球馆较量时，现场没有这类标语挂出。这本来是一场友谊赛，外交上的友好切磋。乔治敦大学队中国之行恰逢副总统拜登访华，意在通过体育比赛缓解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务院发言人甚至敦促乔治敦大学的小伙们效仿当年的乒乓外交官，充当一回文化大使的角色。

    然而，到比赛的第四节，这场表演赛却退化为全面的斗殴，板凳球员纷纷加入，抡椅子的抡椅子，比赛被迫提前结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许跟裁判执法一边倒，场上气氛紧绷，安保薄弱有关？

    除了这些最初的问号之外，还有一个更紧迫的问题：这场比赛是否有超越于球场的弦外之音？有时候，体育和政治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1969年球场骚乱导致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足球战争”；还有，美国和苏联互相抵制对方的奥运会。当然，乔治敦大学队的这场比赛没有那么严重。这只是一场表演赛；无人严重受伤；事后，八一“火箭”队的几名球员还专门到乔治敦大学队所住的酒店修复关系。

    我们应该抵制冲动，不应将这次球场打架视为一个新兴大国寻求取代老牌超级大国的一个大隐喻。但是，从此事却能看出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

    在中国看来，国家体育不仅仅是比赛的事情，它们往往关乎“面子”，即便表面目的是外交。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不是运动会那么简单，而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有力证明。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可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效仿苏联建立了一套体育制度，目的只有一个：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1959年，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在乒乓球运动上），狂喜的群众拥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高兴地将这个胜利与“核炸弹”相比。多年后，当中国重返奥运会时，邓小平的“金牌战略”将四年一度的奖牌计数转化为一个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尺。无怪乎，中国的奥运会金牌总数从1988年的5枚，暴增至2008年的51枚，从而首次超过美国。

    不过，这些金牌没有一枚来自篮球。篮球可说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但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总是不敌对手。在姚明2002年登陆休斯顿“火箭”队之前，很少有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到NBA打球——主因是他们觉得中国人身体素质不行。这也是中国球迷为姚明自豪的一个原因：姚明的例子说明中国人可以与世界上最高大、最强悍的运动员较量。

    一场比赛不应扰乱美中关系，也不应妨碍其他学校访华。大学球队与NBA一样，早就对中国市场表现出兴趣：他们希望在中国打开知名度，或许还要找到下一个姚明。

    但是，乒乓外交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昔日的口号已经倒过来，变成了“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