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低下的女秘书对表面上强势的老板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某天她会把自己和老板的不正当关系透露给别人。
社会关系中大多包含权力,沉默和否认也往往是权力分配不均的产物。具体来说,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有时是阻止)他人获取信息,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报刊停印、广播停播、取消电视节目或禁止出版书籍,也可能是一种不那么正规的“善意的建议”,比如“别问那么多”或“管好自己的事儿”。当有人询问尼克松竞选团队的财务主席,关于付给水门事件中间谍人员的钱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想知道,而且肯定你也不会想知道。”
如此严酷的审查之所以得以存在,也有赖于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做出的自我压抑。于是,尽管纳粹把犹太人押送到东欧的行为常常公开进行,很多德国人都“知道得足够多,以至于绝对不想知道得更多了”。同样的,尽管住在死亡集中营附近的人们清晰无误地明白浓烟的来源,以及焚化厂传来的恶臭是什么,他们仍然避免去问“不必要”的问题,装作茫然无知。这显然是恐惧引发的,并且但求自保,并非是为他人保存脸面。通过这么做,他们渐渐成了“那种使得独裁统治得以实现的臣民:不说,不看,而且不问,此后,再不好奇”。
此外,噤声也被用来作为征服的武器,对他人进行扼杀。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阿根廷,专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时期,任何目击某人“被失踪”现象后人们的议论,都被当局严令禁止——这种曾出现在纳粹集中营内,专门用来削弱人们力量的抑制性的沉默,正是警察国家的标志性特征。正像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那段叫人不寒而栗的描述那样:“西姆消失了。一个早晨,他没有来上班,有几个说话欠考虑的人谈论他的缺席,第二天,没人再提他了,西姆已经停止存在,他从来不曾存在过。”
相反,自由流通的信息会瓦解既存的权力结构。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检举揭发上:一个人只消把对身居高位的人不利的消息散布出去,就可能彻底颠覆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地位低下的女秘书对表面上强势的老板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天她会把自己和老板的不正当关系透露给别人。
推而广之,所谓保密工作就是通过确保特定信息不被公诸于众,以阻止破坏性结果出现。其目的就是要降低秘密持有者的威胁性,从而暗中维护既存的权力结构。难怪当一位黑人女教师公开宣称,自己是已故参议员斯托姆·瑟蒙德(一位种族主义者)的私生女时,颜面尽失的后者家属抱怨:“这种事被曝光……让人非常不堪……我们本来可以私下交流的。”
□节选自《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